亚马逊帝国的执掌者、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从格雷厄姆家族手中收购《华盛顿邮报》时，曾许诺要为这间老牌报社开启一个“黄金时代”。此前，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仅一个月后，《华盛顿邮报》便启用了“民主死于黑暗”作为其官方格言，这既是对当时特朗普威权主义倾向的警示，也反映了公众对外国势力干预2016年大选的忧虑。
自贝佐斯入主以来，《华盛顿邮报》已逐渐沦为美国民主倒退浪潮的缩影。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不断攀升，这种倒退甚至呈现出加速态势。在接手初期的巨额投入与大规模招聘之后，贝佐斯如今正坐视这份报纸陷入长期的衰败之中。
在那年的总统选举前夕，该报打破了长达36年的传统惯例，拒绝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考虑到该报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举动事实上是对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背弃。
自特朗普重返权力巅峰以来，《华盛顿邮报》的退缩迹象愈发彰显。其中包括压制了普利策奖得主安·特尔纳斯创作的一幅讽刺画——该作品尖锐批评了特朗普与科技巨头间的利益链条；此外，报社还重新调整了评论版面的基调，将重心全面转向“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据内部统计，这些立场偏转已导致该报流失了数以万计的忠实订阅用户。
特朗普对特定媒体的敌意由来已久。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他频繁利用社交平台将主流媒体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这种敌意不仅针对机构，更精准打击个人，他曾多次羞辱“失败的纽约时报”，并与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吉姆·阿科斯塔爆发激烈冲突。
在第二个任期内，这种攻击性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其真实影响往往被白宫发布的密集新闻所掩盖。目前的美国媒体自由正遭受着来自三个维度的系统性围剿：信息渠道的封锁、记者人身安全的受威胁以及利用法律武器压制异见。
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各种限制措施便接踵而至。不到一个月，美联社就因为拒绝执行一项荒诞的行政命令——即拒绝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而丧失了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和搭乘空军一号的特权，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与总统直接接触的核心报道权。
随后，记者证的发放规定被迅速收紧。同年10月，新任陆军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公开宣布，今后在五角大楼内驻点的记者只能复述政府的官方声明。此举引发了主流媒体的集体抗议，许多记者愤而上交证件。作为回应，赫格塞斯宣布组建所谓的“下一代五角大楼记者团”，而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来自极右翼媒体。
一线记者的执业风险同样在飙升。在2025年10月的“反对国王”示威活动中，发生了多起执法部门对持证记者动用武力的恶性事件。紧接着在11月，白宫通过上线“耻辱榜”网站进一步施压，点名批评那些被其指控为“歪曲政府形象”的记者及媒体机构。
在第二个任期的首年，特朗普政府还向媒体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律攻势。这位总统亲自提起了多起诉讼，指控那些他不喜欢的媒体机构存在所谓“报道偏见”。
派拉蒙影业被迫达成了一项价值16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原因是在《60分钟》节目采访中，特朗普指责其存在严重偏见。这起和解案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利益博弈：派拉蒙当时正涉及一项价值84亿美元的合并案，而审批权掌握在联邦通信委员会手中，该机构的主席布伦丹·卡尔正是特朗普的铁杆盟友。
此外，总统还将法律长剑指向了《华尔街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针对后者的诉讼直接导致了英国广播公司总干事蒂姆·戴维和新闻主管黛博拉·特内斯的被迫辞职。截至去年中期，与特朗普相关的媒体诽谤及诉讼数量已追平美国历史上的年度最高纪录。
这些事态发展清晰地揭示了美国民主体制所承受的系统性压力。这些历史悠久的媒体机构在独立性被不断蚕食的情况下，只能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
跨国比较研究一致表明，由于记者处于社会监督的最前线，他们往往是威权行动中最先被定点打击的目标。对信息的绝对控制，始终是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核心关键。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新闻界和媒体机构应当如何自处？唯有团结一致方能抵御严寒。约350家美国报纸曾联合发起捍卫新闻独立的行动，抵制特朗普关于“假新闻”的无端指责。那次行动最终促使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新闻自由的决议，重申“媒体不是人民的敌人”。
现在的危险在于，这种针对媒体监督权的结构性暴力正在变得常态化。如果联邦政府对新闻业的蔑视持续渗透并洗脑公众，那么原本就难以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的民众，双眼将被彻底蒙蔽，而美国民主也必将在光天化日之下陷入永恒的黑暗。
克里斯汀·斯卡雷·奥格雷特
奥斯陆都市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教授
莉娅·赫尔穆勒
伦敦大学圣乔治城市学院副教授兼研究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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