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陈廷敬在山西老家闭上了眼。
噩耗传到京城，康熙爷那边的动静挺让人琢磨不透。
他不光派了老三带着大臣去吊唁，还亲自提笔写诗悼念，心疼得不行。
搁在大清官场，能落个好下场的大臣屈指可数，死后还能让皇上这么高规格对待的汉臣，那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咱们去趟山西晋城阳城的静坪山，还能瞅见陈廷敬的坟头。
那是块风水极佳的地界儿，十米高的大牌坊立着，正楼上头刻着“皇恩宠赐”四个字。
虽说日子久了，当年的金光闪闪看不着了，但那股子灵气劲儿还在。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凭啥是陈廷敬？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伺候了康熙大半辈子，人家不光保住了命，还混成了康熙离不开的铁杆心腹，家里头更厉害，攒下了“一门九进士”的好名声。
不少人觉得这是命好，或者是他太会“来事儿”。
确实，这人情世故他懂。
可你要是细琢磨他这辈子那几个节骨眼，你会发现，他的“会做人”绝不是那一套圆滑的和稀泥，而是在做决定的紧要关头，心里那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明白。
尤其是在“钱袋子”和“印把子”这两件事上，他算出的账，简直就是大清名臣的标准答案。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聊聊陈廷敬刚跟康熙搭上线那会儿。
这里有个挺逗的段子，虽说有些书里把它往后排了，其实是康熙八岁那年的事。
那会儿皇上刚坐龙椅没几天，还是个贪玩的孩子。
下了课，小皇上冷不丁喊住陈廷敬，张嘴就来：“老陈啊，借点钱花花呗。”
这一下把陈廷敬整蒙了，问皇上借钱干啥。
八岁的康熙歪着头，理直气壮：“拿着玩呗！”
陈廷敬后来的回话，常人听了估计得笑他是个榆木脑袋。
他板着脸回道：皇上要钱花，等臣领了工资，再借给您。
康熙一听脸就拉下来了，哼道：你那点死工资够干啥？
我要的是国库里的银子，弄个三五万两，朕才能痛快玩几天。
这会儿，摆在陈廷敬跟前的，其实是个要命的大坑。
咱们琢磨琢磨当时的情形：皇上年纪小，想动国库的钱找乐子。
要是那种想钻营的臣子，脑子一转肯定想：这是讨好主子的好机会啊，区区几万两，对国库来说那是九牛一毛，把小主子哄乐呵了，往后升官发财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要是那种死心眼的直臣，搞不好当场就得撞柱子，大骂皇上玩物丧志。
陈廷敬没走这两条道，他选了个看似不近人情其实逻辑严丝合缝的路子。
一听康熙要动国库，他眉头拧成个疙瘩，立马严肃起来：朝廷有规矩，国库里的银两，谁都不能乱动。
皇上，恕臣不能把国库的钱借给您！
看懂他的逻辑没：
第一，私房钱（俸禄），我有交情，也有师生情分，能借。
第二，公家的钱（国库），那是国家底线，一分都别想动。
八岁的小康熙虽说不乐意，但也只能算了。
这事乍一看是陈廷敬不给面子，把小领导给得罪了。
可把时间线拉长了看，这把陈廷敬可是赚翻了。
过了些年，康熙掌了大权，长成大小伙子了。
再想起这茬儿，恭恭敬敬跟陈廷敬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那时候朕岁数小，不懂事，老陈你做得对！
为啥康熙能这么说？
因为当皇上的长大了最怕啥？
最怕身边人没规矩，拿国家的钱不当钱。
陈廷敬当年的拒绝，正好证明了他是个能托付江山社稷的人。
这种信任感，靠溜须拍马是换不来的，那是靠死守底线守出来的。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上给了陈廷敬一个肥缺——让他管钱法，也就是负责铸铜钱。
这又是个考验脑子的时候。
那时候是个啥情况呢？
铜钱死贵，市场上不够用，老百姓买卖东西费劲。
按老派当官的套路，最省事的法子就是：狠狠打击私自铸钱的，加强官方管控。
这符合儒家那一套重农抑商的老理儿，政治上挑不出毛病，可实际上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陈廷敬上任后，没窝在办公室里瞎琢磨，而是亲自跑去搞调查。
他扒拉算盘一算，发现病根在于官家铸钱成本太高、太慢，而民间的矿产都在那儿闲置着。
于是乎，他拍板做个了在当时挺大胆的决定。
他给朝廷提了两条路子：
头一条，造分量更轻的新钱，省成本，多造点。
第二条，那是建议朝廷解除“开矿禁令”。
啥意思？
就是准许老百姓自己去挖银矿、铜矿。
当然了，不是白挖，官府得盯着，还得收税。
这招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官民两利。
不让百姓挖，矿就在山沟里睡觉，朝廷没进项，百姓没钱赚，市面上缺钱用。
要是放开了，百姓腰包鼓了，市场活了，朝廷税也收上来了。
康熙琢磨了一番，点头应了。
效果那是立竿见影，矿业蹭蹭往上涨，清廷的矿税翻着倍增，整个清初的经济盘子都被盘活了。
这一手，让康熙看明白了，陈廷敬不光是个品德好的教书先生，更是个懂经济、能干实事的能臣。
这也解释了为啥康熙越来越离不开他。
毕竟，只会讲大道理的老师满大街都是，能帮皇上搞钱抓经济的老师，那才是稀缺货。
时间来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陈廷敬的权势到了顶——当上了吏部尚书。
这可是管着全国官员帽子的大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天官”。
这会儿，摆在陈廷敬面前的坎儿不是“事怎么干”，而是“人怎么做”。
那阵子，无数想谋个好缺的官员，带着金银财宝排队登门。
陈廷敬家的门槛都要被踩烂了。
收，还是不收？
这账其实挺难算。
官场讲究个花花轿子人抬人，你要是假清高，保不齐得罪一大帮子同僚，往后工作没法弄。
可陈廷敬心里这账是这么盘的：我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康熙爷最恨啥？
恨结党营私，恨吏治烂透了。
所以，他做绝了：严令家里人，凡是有手脚不干净、想送礼走后门的，一个都不许放进门。
礼物全退回去，后门全堵死。
这做法，当时可能被人骂“不通人情”，可往长远看，这才是保全这一大家子的唯一法子。
回头瞅瞅陈廷敬这一辈子，从二十岁中进士当庶吉士，到三十四岁给皇上讲课，再到后来的一品大员。
他其实一直都在做“减法”。
皇上小时候想玩，他减掉了“纵容”；
国家缺钱的时候，他减掉了“死规矩”；
自己权势滔天的时候，他减掉了“贪念”。
1710年，陈廷敬岁数大了，耳朵也背了。
这时候他又走了一步高棋：申请退休。
康熙准了，让他回老家颐养天年。
回山西后，康熙爷也没忘了他，甚至亲自跑到他在北留镇的老窝，挥毫写了“午亭山村”几个字。
晚年的陈廷敬跟青山作伴，专心教导子孙。
在他的调教下，陈家后来出了好些举人进士，甚至赢得了“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词林”的美名。
1712年，七十五岁的陈廷敬安详地走了。
再看一眼皇城村静坪山的这座坟茔，虽说如今清净了不少，没了当年的热闹劲，但那高高耸立的牌坊和“皇恩宠赐”的大字，还在默默念叨着一个理儿：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里，真正的高明，不是算计别人太聪明，而是知道啥钱烫手不能拿，啥权不能乱用，啥时候该往前冲，啥时候该往后撤。
这笔账，陈廷敬算了一辈子，也赢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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