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五年，北边防线上出了件怪事，吓得人直哆嗦。
九边重镇的米价，像是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住。
原先，手里攥着一两白银，怎么也能换回两石大米，虽说市价有起伏，心里总归有底。
可眨眼功夫，这价格直接上天，五两银子才能换一石米。
这一算，成本足足翻了十倍，简直是在抢钱。
跟涨价一块儿来的，是满眼的荒凉。
以前做买卖的商队排成龙，屯田的堡垒到处都是，现在全成了被风沙掩埋的破烂堆。
当兵的手里捏着朝廷发的银子，在集市上转悠半天，连口吃的都买不着。
这场祸事的根子，不在战场上拼杀，而在朝廷大殿里。
那会儿的户部尚书叶淇，甚至觉得自己刚给国家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正偷着乐呢。
这生意有个名堂，叫“折色”。
而被他弃如敝履的老规矩，就是大名鼎鼎的“开中法”。
要弄明白这场搞垮明朝边防的博弈，咱得把日历往前翻一百多年。
洪武三年，山西那边送来一封火急火燎的奏章，摆在了朱元璋案头。
事儿很棘手：大同防线，断顿了。
当时的办法既笨又烧钱：从山东长芦往山西马邑运粮。
这一路崇山峻岭，运费贵得让人心惊肉跳。
硬运，国库得底掉；不运，守边的弟兄就得饿死。
怎么看，这都是个解不开的死扣。
到了第二年，朱元璋脑子一转，拍板定了个惊天动地的规矩——颁布《中盐则例》，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开中法”。
这法子的精髓，就在于利益交换：
朝廷手里攥着最暴利的食盐买卖。
商人们想分杯羹？
行，但拿钱买不到经营许可证（盐引）。
想拿证，就得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或者干脆在边境种地交粮。
老朱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官府运粮，那是纯赔钱，还得养活一帮车夫马匹。
换成商人运粮，那就是做生意。
为了拿到盐引这个发财凭证，这帮生意人绝对会抠破脑袋去省运费。
这一招那是相当高明，直接把国家的包袱，变成了商人追逐利润的引擎。
这规矩一出，商人们心里也没底。
起初是老实巴交从内地买粮往边关送。
没过多久，这帮人精回过味儿来了：路费太贵，路上洒的漏的太多，这生意没法做。
既然朝廷只要粮食入库，管它是哪来的？
干脆直接在边境种不就完了？
于是，边疆大地上冒出了奇迹。
商人们雇了一大帮人，扛着锄头背着种子杀向边关。
他们自掏腰包修堡垒、招流民，硬是在鸟不拉屎的荒地上开出了万顷良田。
这名字就这么来的：“中”是拿盐当媒介，“开”就是把边疆给开发了。
史书管这叫“商屯”。
这么一搞，大家伙儿都开心：
朝廷一分运费没掏，边关粮仓堆得冒尖；
商人拿到了盐引，转手倒卖发了横财；
边境有了商屯，人气旺了，钱流转了，连兵源问题都顺带解决了。
历史学家孟森对这招那是赞不绝口。
在他眼里，明初卫所兵能把漠北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兵狠，关键是“开中法”解决了后顾之忧——那年头的明军，肚子里是有油水的。
可再完美的制度，时间久了也得生锈，总有人琢磨着钻空子。
到了明朝中期，淮安那帮盐商屁股坐不住了。
这帮人兜里银子多，身子骨却娇贵。
去边关种地太苦，运粮太远。
他们想要个省事的法子：直接砸银子买盐引。
这事儿得朝里有人才行。
弘治五年，机会撞到了脸上。
户部尚书叶淇，老家正是淮安。
叶淇是个算账的好手，更是这帮老乡的靠山。
他跟内阁首辅徐溥（也是南方人）一合计，给弘治皇帝画了个大饼。
叶淇给皇上透了个底：
现在的法子，商人种地纳粮，磨磨蹭蹭太慢。
不如改改：商人直接把白银交到国库，朝廷见钱发证。
这就是所谓的“折色”。
对弘治皇帝来说，这买卖太诱人了。
以前收粮食还得等收成，现在收白银，立马就能入库。
史料上说，这规矩一改，明朝的盐税收入瞬间多了上百万两。
国库鼓了，皇帝乐了，叶淇和背后的盐商们也都笑得合不拢嘴。
看着像是顺应潮流的好事，可孟森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叶淇这账，算漏了一半。
他光盯着钱袋子，忘了枪杆子。
商人只要掏银子就能拿盐引，不用运粮也不用种地，谁脑子进水了还去边境那种苦寒之地受罪？
报应来得极快：
头一个，商屯彻底凉了。
西商、徽商卷铺盖走人，带着本钱去了江南享福。
边境的田地没人管，眨眼就荒草丛生。
再一个，供应链断得干干净净。
以前是实打实的粮食入库，当兵的张嘴就有饭吃。
现在朝廷收的是满库银子。
有人可能觉得，有钱还怕买不到粮？
发给边军不就结了？
这正是叶淇脑子最不好使的地方。
边关不是富庶的江南，那地方地广人稀。
以前有商屯，地里有粮，钱才有用。
现在商屯没了，商人跑了，你就是给士兵发座金山，在那个荒凉地界也换不来一碗粥。
供需彻底乱套，这就是为啥边境米价能翻十倍的根本原因。
更要命的是，朝廷收上来的那点银子，真能发到士兵手里吗？
封建官场的黑洞，大家心知肚明。
几百万两银子在京城转一圈，层层扒皮、克扣，最后能落到边军饭碗里的，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结局早已注定。
废了开中法，那个曾经追着蒙古人打的明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叫花子兵。
卫所的长官为了捞钱，把士兵当牲口使唤，逼得士兵四处逃亡，卫所制度算是彻底塌了房。
虽说史书常夸弘治朝是“中兴”，但在国防这块，这恰恰是明朝走下坡路的开始。
虞台岭那一仗，明军面对蒙古铁骑已经只有招架之功。
原本固若金汤的九边重镇，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日夜不停地吸食着帝国的骨髓。
叶淇或许是个理财的好手，但在大战略上，他就是个盲人。
他以为把实物税变成货币税是提高了效率，实际上，他是亲手拆了大明朝最精密的一道防火墙。
这笔账，他算得太小家子气，也太短视了。
信息来源：
《明史》，中华书局，2015年。
乔宇：《明代嘉隆时期盐法改革探析——兼论余盐开中与开中折银》，《盐业史研究》202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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