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我家照例是亲戚聚会的据点。母亲天不亮就开始忙活，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客厅里烟雾缭绕，几个表兄弟在打牌，女人们围在沙发上嗑瓜子聊家常，孩子们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尖叫声此起彼伏。
我帮着母亲在厨房择菜，水龙头哗哗地响，砧板上正在解冻一条大鱼。母亲絮絮叨叨说着各家的事：大姑家的表妹怀了三胎，二舅的儿子终于考上公务员，三叔家的小勇——
“小勇今年也三十六了吧？”我打断她。
母亲手里的动作顿了顿，叹了口气：“可不是，三十六了。”
“还在家待着？”
母亲没说话，但沉默就是答案。
陈小勇，我堂弟，三叔家的独子。三叔走得早，三婶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宠得没边。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在社会上晃荡了二十年，换了无数份工作——网吧收银、保安、工地小工、快递员、外卖骑手，没有一份干满半年。
也不是没给过他机会。我托人给他找过工厂的活，包吃住，五险一金，他干了三个月，说太累，跑了。我爸给他介绍过当学徒，学修车，手艺学好了自己开店，他去了两天，说师傅太凶，不去了。甚至连他远房表哥的公司都收留过他，做行政打杂，月薪三千五，准点上下班，他嫌工资低，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
此后，再没人给他介绍工作了。
“你三婶不容易。”母亲把择好的菜放进水盆，“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还在小区做保洁。一个月两千三，养着三十多岁的儿子。”
我沉默着把葱切成段，一刀一刀，用力很重。
中午十二点，开席了。男人们坐上桌，女人们挤在茶几边，孩子们围着小桌。我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敬到大伯，敬到二舅，敬到几个一年才见一次的姑父。
敬到三婶那桌时，她拉着我的手，眼睛湿漉漉的：“小峰，你出息了，婶子替你高兴。”
我拍拍她的手背，不知该说什么。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手背上是冻裂的口子，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垢。她本该到了享福的年纪，却还在为一双劣质棉鞋、一顿年夜饭发愁。
而她的儿子，三十六岁的陈小勇，此刻正坐在角落里，低头扒饭。
他穿着去年那件灰色棉袄，袖口磨破了也没换。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表情。他不敬酒，不说话，不和任何人眼神接触，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宴席过半，酒足饭饱，气氛松弛下来。男人们开始发红包，女人们推辞几句，孩子们排着队磕头拜年。三岁的小外甥作揖作得像招财猫，逗得满堂大笑。
就在这时，角落里忽然传来板凳挪动的声音。
陈小勇站了起来。
他推开椅子，绕过茶几，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屋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他却像没察觉一样，直直地看着我。
然后他双膝一弯，跪下了。
“咚。”
额头磕在地板上，一声闷响。
整个客厅鸦雀无声。我端着茶杯，凝固在原地。
“哥，”他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地砖，“过年好，给你拜年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羞耻，没有躲闪，甚至没有太多的期待——只有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
他在等。等一个红包。
空气凝固了三秒。我看见母亲惊愕地张大嘴，看见三婶捂住脸，看见几个表兄弟放下筷子，看见孩子们好奇地探出头。
然后我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浸湿了台布。
我抬起脚，一脚踹在他肩膀上。
他像一只漏气的皮球，骨碌碌滚出去半米，撞在茶几腿上。有人发出低低的惊呼。
“陈小勇，”我居高临下看着他，“你他妈能不能有点出息？”
他趴在地上，没有立刻爬起来。他维持着那个摔倒的姿势，一动不动。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后背微微起伏。
“哥...”他的声音闷在地板里。
“别叫我哥！”我吼道，“三十六了！三十六岁！你给三岁的侄女磕头拜年，我都当你疼孩子。你给我磕头？你把我当什么？你把自己当什么？”
客厅里没人说话。暖气片嗡嗡响着，窗外隐约传来鞭炮声，远远的，像另一个世界。
三婶站起来，颤巍巍走过来：“小峰，你别怪他，他就是...”
“三婶你别说话。”我打断她，“今天谁也别替他说话。”
我看着地上的陈小勇：“你起来。”
他不动。
“我叫你起来！”
他慢慢爬起来，没有拍身上的灰，也没有抬头。他站在我面前，肩膀垮着，整个人像一棵被霜打过的白菜。
“陈小勇，”我的声音低下来，“二十年了。你告诉我，这二十年你在干什么？”
他不说话。
“你不说，我替你说。”我一字一顿，“你在混日子。工地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送外卖嫌风吹日晒，坐办公室嫌工资低不自由。你妈六十多岁给人擦楼梯，你三十多睡到中午起。过年了，你拿什么给亲戚孩子包红包？你拿什么给你妈买件新衣服？你拿什么给这个家？”
他垂着头，依旧不说话。但他的手在发抖。
“刚才你给所有人敬酒了吗？”我问他，“你给大伯敬了吗？给二舅敬了吗？给你表姐敬了吗？”
他没有回答。
“你敬了。”我替他回答，“你端着酒杯，像完成任务一样走了一圈，嘴皮子都没怎么动。你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因为你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可怜你，瞧不起你，当面叫你小勇，背后说你啃老。”
他的肩膀开始颤抖。
“然后你到我面前来了。”我继续说，“你不敬酒，你磕头。为什么？因为磕头比敬酒好使？因为磕头显得你更卑微，更能换来同情和红包？”
“不是...”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
“那是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
“哥，”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客厅很安静，静得能听见钟摆走动。
“三十六了，没学历没技术，去应聘人家一看简历就不要。”他的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去工地，腰受不了，干了两天被工头骂，自己也觉得丢人。送外卖，送一单三块，跑一天一百多，扣掉房租饭钱剩不下什么。我不知道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
他停住了，喉咙滚动了一下。
“我就是个废物。”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深井，很久很久才听到回响。
三婶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母亲走过去，轻轻揽住她的肩膀。
我看着陈小勇。他站在那里，三十六岁，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
“你知道你妈今年多大？”我问。
他点头：“六十三。”
“她做什么工作？”
他沉默了一下：“保洁。”
“一个月多少钱？”
“两千三。”
“她每天几点起床？”
他低下头：“五点半。”
“她干完活回来，你给她做过一顿饭吗？”
他的下巴抵着胸口，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睫毛在颤抖。
“没有。”他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她风湿痛，你知道不知道？”
点头。
“她舍不得吃药，你知道不知道？”
点头。
“她过年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买，你知道不知道？”
点头。一下，又一下，像磕头那样机械。
“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我的声音哑了，“然后你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下跪磕头，换一个红包。你妈一个月两千三，你一个头磕下去，你想要多少？两百？五百？你妈扫三天的地，你三十秒就跪完了。”
他的肩膀剧烈起伏。他还是没有抬头，但有两滴水珠落在地上，很快被地砖吸干。
“陈小勇，”我蹲下身，和他平视，“我今天不给你红包。你以后也不用给任何人磕头。你不是废物，你只是怂了二十年，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你妈。”
“可是我...”
“没有可是。”我站起来，“过完年，去学门手艺。水电工、叉车、电焊，什么都行。我出学费，你出力。学会了，你挣钱养活自己，给你妈买件新衣服。学不会，那是你没出息；不去学，那是你没骨气。你自己选。”
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羞愧，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像刚钻出土层的嫩芽一样的希望。
“哥，我真的...还能学吗？”
“三十六怎么了？”我说，“人家四十岁转行的多了。只要肯学，什么都来得及。”
他站了很久。久到打牌的人重新洗牌，久到女人们又开始嗑瓜子，久到孩子追闹着从客厅跑到阳台。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三婶面前。
“妈，”他说，“对不起。”
三婶抬起泪湿的脸，看着他。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温暖，像他童年时牵他上学的那只手。
晚饭时，陈小勇破天荒地给大家斟了酒。他端着酒壶，挨个走到长辈面前，喊一声“大伯”“二舅”“姑父”，认认真真把酒满上。他没有磕头，也没有要红包。他只是倒了酒，说了句“新年快乐”。
轮到我时，他站住了。
“哥，”他举着酒壶，“这杯我敬你。”
我端起杯，和他碰了一下。
他仰头把酒干了，没再说别的。但我知道，那声“谢谢”已经在酒里了。
夜里十点多，亲戚们陆续散了。我送三婶和陈小勇到门口，三婶拉着我的手，眼睛又红了。
“小峰，婶子今天...今天高兴。”她擦了擦眼角，“这孩子好多年没跟我说过话了。”
我看了陈小勇一眼。他站在昏暗的楼道里，半边脸隐在阴影中，看不清表情，但腰板似乎直了一些。
“三婶，”我说，“再给他一次机会。”
“给，给。”三婶连连点头，“我儿咋样我都给。”
他们转身下楼。脚步声渐渐远了，楼道灯一层层熄灭。我站在门口，看着黑暗深处，很久没有动。
母亲在我身后轻轻说：“你今天那脚，踢得太狠了。”
“不狠他醒不过来。”我说。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三天后，陈小勇给我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声音有点紧张：“哥，那个学电焊的班，怎么报名？”
我给了他地址和联系方式。挂电话前，他犹豫了一下，说：“哥，谢谢。”
我说：“别谢我。谢你妈。”
他沉默了几秒：“嗯。”
春节结束，我回城里上班。日子照旧忙碌，加班、出差、应付客户，渐渐把这件事放在脑后。
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看母亲。车刚停稳，就看见小区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陈小勇，穿着工装，背着工具包，正往一辆三轮车上搬东西。
他瘦了，黑了些，但精气神不一样了。看见我的车，他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
“哥！”他喊我，声音敞亮。
我摇下车窗：“学出来了？”
“嗯！”他用力点头，“下个月就能考证了，师傅说我学得快，焊的活儿挺平整。现在跟着他打下手，一个月能挣四千多。”
他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接了，他凑上来给我点火，动作有些笨拙，但很认真。
“哥，”他吞吐着烟雾，“那个...我给我妈买了件新棉袄。”
“哦。”
“她说暖和。”他咧嘴笑了，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她今年不用穿旧的了。”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在地上跪着磕头的三十六岁男人，此刻像个刚拿到奖状的孩子，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骄傲。
“挺好。”我说，“以后每年都给她买。”
“嗯。”他把烟头碾灭，“每年都买。”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站在小区门口，工装有点大，背着鼓鼓的工具包，正低头看手机。阳光打在他身上，在地上投出一个影子，笔直的，稳稳当当。
那个磕头的陈小勇，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踩下油门，拐过街角，后视镜里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消失在春天的光线里。
方向盘上的手松了松。我想起他说“我给我妈买了件新棉袄”时眼里的光，想起三婶牵着他的手时颤抖的嘴角，想起那声沉闷的磕头声和之后漫长的沉默。
有些人，跪了半辈子，不是为了站起来，而是忘了自己还能站。
但只要你伸出一只手，哪怕是以一脚的方式。
他们就记得了。
四月风暖，吹散了窗外的杨絮。我打开收音机，里面在放一首老歌。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我调大了音量。
那个磕头的堂弟，终于学会了站着走路。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素材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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