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北京中南海的气氛庄重而肃穆。
这不仅仅是一叠纸，这是无数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堆出来的功劳簿。
主席审阅得极仔细。
细致到什么地步呢？
就拿皮定均来说，原定的方案是给个少将。
主席想到了当年的中原突围，那是九死一生的硬仗，觉得给低了，提笔就在旁边批注：“皮有功，少晋中。”
还有那位打起仗来像旋风一样的韩先楚，解放海南岛的头号功臣。
名单上拟的是中将，主席摇摇头，大手一挥，直接提到了上将。
这时候的评定标准很硬：拿战绩说话，谁本事大谁就上。
可翻着翻着，主席的手停住了，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在找一个名字。
按理说，凭这个人的资历和贡献，在中将那一栏里应该稳稳当当占个位置。
可主席来回翻了好几遍，那个熟悉的字眼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没影儿。
主席把负责评衔的工作人员叫过来，开口就问：“怎么没看到周骏鸣同志？”
这事确实透着古怪。
一个能让主席挂念、本来稳拿中将的人，怎么会莫名其妙“掉队”了？
想要把这个谜题解开，咱们得把时光倒流二十年，去看看周骏鸣当年是如何在刀尖上做选择的。
第一道生死关，卡在1934年。
那会儿周骏鸣的日子，简直是在鬼门关里打转。
他底子不薄，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军官，后来起义投了红军，干到了红五军团的团长。
可惜运气不好，因为生病被送回乡养病，好不容易拉起一帮人马，结果因为形势突变，落到了敌人手里。
在牢里，国民党那帮人什么刑具都用上了，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也没能从他嘴里撬出一个字。
眼看硬的不行，敌人就开始玩阴的。
他们找了个叛徒来给周骏鸣“洗脑”，抛出一个毒诱饵：只要你点头，假装回红军那边去，暗地里给我们当内应搞破坏，立马就放你一条生路。
这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不答应？
立马就是个死。
答应了？
以后怎么跟组织交代？
万一组织不信，那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叛徒，脊梁骨都得被人戳断。
周骏鸣心里跟明镜似的：死倒是痛快，可要想留着有用之身报效国家，那才叫难。
他把心一横，决定玩一把大的：将计就计。
表面上，他装作扛不住了，顺从地答应了敌人的“招安”条件。
敌人信以为真，前脚刚把他放出来，他后脚就直奔部队，见到组织就把这事儿从头到尾倒了个干净，一点没藏着掖着。
组织上信任他，派他去豫鄂边区接着打游击。
这会儿，周骏鸣显露出了过人的眼光。
他琢磨着，自己刚从虎口脱险，虽然组织没怀疑，但这瓜田李下的，要是直接插手现有的队伍，万一日后出点什么岔子，整个边区的组织都得跟着遭殃。
于是，他主动提了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我不进现在的队伍，我去开辟个新场子，单独拉一支游击队起来。
这哪是为了避嫌，分明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揽到了自己一个人头上。
就这样，他把自己“流放”到了确山县那荒凉的铁幕山上。
到了山上，现实的冷水泼得人透心凉。
名义上是“单独领导”，说白了就是光杆司令从零起步。
满打满算只有七个人。
手里的家伙什儿？
只有三支破土枪。
更糟糕的是，后来跟大部队断了线。
那几年主力红军长征走了，留下的游击队就像没娘的孩子，只能自己在山里野蛮生长。
这七个人活得连叫花子都不如。
大冬天趴在冰窝子里，饿了啃野菜树皮，身上披着烂布条，还得时刻提防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在这种绝境下，很多人没扛住。
原来的队长牺牲了，省委书记也没了，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折腾到最后，就剩下周骏鸣带着两三个弟兄在深山老林里转悠。
换个意志不坚定的，这日子早就没法过了：没爹疼没娘爱，缺枪少粮，图个啥？
可周骏鸣是块硬骨头。
他硬是凭着一股子狠劲，在确山扎下了根，把这只有两三个人的火种，慢慢扇成了几百人的熊熊烈火。
时间来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第二个大难题摆在了面前。
周骏鸣终于跟中央接上了头。
这本来是天大的喜事，可上面传下来的命令让他傻眼了：停止游击战，跟国民党联手抗日。
周骏鸣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昨天国民党还在漫山遍野地搜山抓人，要把咱们赶尽杀绝，今天就要跟他们称兄道弟？
再说了，人家国民党压根没正眼瞧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还在变着法儿地想吃掉他们。
带着一肚子的问号，周骏鸣千里迢迢跑到了延安。
毛主席亲自见了他，对他这些年孤悬敌后的成绩竖了大拇指。
至于为什么要合作抗日，主席站在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
道理是听明白了，可周骏鸣心里还是有个疙瘩：“主席，咱们想讲和，可国民党看不起咱们，还要消灭咱们，这咋整？”
就在这时候，站在旁边的朱老总撂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这句话，成了周骏鸣后半辈子的行事准则。
朱老总说：“人家看不起你，是因为你拳头不够硬。
回去拼命发展力量，等你壮大到他啃不动你的时候，他就得乖乖坐下来跟你谈判。”
这招叫以斗争求团结。
这一句话，直接把周骏鸣的思路打开了。
他恍然大悟。
回到确山后，他不再纠结“人家打不打我”，而是把心思全花在“怎么让自己变强”上。
他带着弟兄们攻打土围子，从地主武装手里抢枪，整顿队伍。
没过多久，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从几百人一口气扩充到了1200多号人。
这就是实力的分量。
当这1000多人的队伍拉出来时，国民党的脸色立马变了。
他们再也不敢小瞧这支武装，赶紧派人过来求和谈合作。
紧接着，这支部队改编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当团长，正式开赴抗日最前线。
往后的日子那就是一路高歌猛进。
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周骏鸣带着当年那七个人起家的底子，最后打出了一个威名赫赫的师，前前后后消灭了近十三万敌人。
回到开头那个悬念：这样一个战功彪炳的猛将，为什么1955年的授衔名单上没他的名字？
工作人员给了毛主席一个答案：周骏鸣同志已经转业到地方了。
就在授衔前不久，周骏鸣接到了国家的调令，去国务院当了水利部副部长。
这会儿的他，没在军营里待着，而是跑到了工地上。
他正指挥着成千上万的民工，热火朝天地修建那个著名的新中国水利工程——南湾水库。
按照当时的硬性规定，只要离开军队去地方任职，原则上就不再授军衔。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半晌。
虽然觉得有点可惜——毕竟凭周骏鸣的资历，挂个中将衔是绰绰有余的——但主席心里更多的是欣慰。
从当年的“富家少爷”到“红军团长”，从“深山游击队员”到“新四军虎将”，再到现在的“水利部长”。
你看周骏鸣这一辈子，好像总是在做“舍弃”的买卖：
舍弃了地主家的好日子去当兵吃苦；
舍弃了现成的组织去开辟荒山野岭；
舍弃了军人的荣耀去治理江河水患。
可你要是细琢磨他心里的账，会发现他从来没丢掉一样东西：那就是当年朱老总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国家只有干革命这一条出路”。
至于肩膀上扛的是金灿灿的将星还是工地上的泥土，对他来说，大概真的没那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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