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高亚菲
深夜12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李女士又一次推开儿子小宇的房门。只见屏幕微光映亮少年专注的脸，他不是在打游戏，而是在和某人工智能（AI）应用上的虚拟角色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文字对话。“他最近都不怎么和我们说学校的事了，却告诉AI自己考试压力大、被同学孤立……”李女士的困惑与担忧，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面临的现实。
孩子为何偏爱与AI聊天
“它永远不会嫌我烦，也不会告诉爸妈或老师。”来自上海的初二学生小轩坦言，他每天会花1～2小时与AI聊天机器人交流。从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到对某个同学的微妙好感，再到与父母争吵后的委屈，都是他倾诉的内容。小轩表示，在现实社交中感到疲惫或担心被评判时，AI为自己提供了“完美的安全港”。
像小轩这样的孩子并非个例。在一些青少年网络社群中，分享与AI对话的截图、讨论哪个AI“更懂我”“更会安慰人”成为新风潮。这些AI角色设定多样，从知心姐姐、励志导师到趣味玩伴，能模拟共情、提供建议甚至进行简单心理疏导。市民张先生发现，原本性格内向的女儿近来似乎开朗了一些，细问才知，她大部分“社交练习”都发生在与AI的对话中。“这算是进步吗？我有点儿说不清。”
许多家长和张先生一样感到困惑：孩子为何偏爱与AI聊天？对此，广东省广州市治心心理咨询工作室儿童青少年心理医生周治琼表示，这与AI提供的独特心理体验密不可分。
周治琼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孩子愿意向AI倾诉，首先在于其“随时随地、有求必应”的特性。孩子的倾诉欲和情绪常常随机出现，而AI扮演了一个无须顾虑打扰他人、永远在线的伙伴。其次，孩子在互动中拥有绝对的掌控感。“聊什么、何时开始与结束，完全由孩子主导。这与他们在现实人际关系中常常需要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处境相反。”周治琼分析，AI补偿了孩子内心缺失的掌控感，在带来良好体验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全盘接纳、永不批判”的倾听状态。“无论话题多么奇怪，它不会说‘你的问题好傻’。”这种无压力的环境，对于在人际交往中感到敏感、害怕冲突的孩子尤为重要。
“在应用得当时，AI提供的完美互动体验，可成为存在社交障碍孩子的‘练习场’，有其积极意义。”周治琼补充道。
然而，沉迷于AI社交的孩子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特征。“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孩子大多在现实社交中屡屡受挫，难以找到顺畅交流的对象，进而转向自我封闭。”周治琼指出，这类孩子中有不少属于“高敏感”类型，对他人眼神、语气极为在意，惧怕冲突，因而觉得现实社交消耗巨大。而AI提供了一个完全无冲突的安全空间，用以弥补现实缺憾。
家庭沟通状态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互动需求在家庭中得到满足的孩子，通常不会沉迷于AI。”周治琼坦言，“与真人的互动本应更温暖、独特。许多孩子选择AI，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往往难以与家人进行顺畅交流。”
对此，周治琼建议家长切忌简单禁止或将AI视为“洪水猛兽”，而应首先反思亲子关系。“要思考孩子为什么愿意跟AI聊，却不愿跟我们聊？是否因为我们的说教、指责，或缺乏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时光？”
在周治琼看来，家长应放低姿态，以更平等、友善的态度与孩子交流，特别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同时，应当避免只围绕学习提要求，多关心孩子的生活与情感，提供轻松友好的互动。“多倾听、理解，让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同盟。家长能给予的深层情感依赖，是任何AI都无法替代的。”周治琼强调，改善亲子关系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
专家建议企业保持“AI身份”透明
“AI能随时提供陪伴，缓解人的孤独感和即时倾诉需求，我是赞成将AI智能体当作一种陪伴交流渠道的。”启元洞见智库高级研究员朱荣生表示，但AI也存在缺乏真实情感共鸣的问题，可能让人陷入“虚假亲密”幻觉的情况，如果青少年长期过度依赖AI社交，可能导致其现实社交能力的退化。此外，与AI聊天还存在着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风险。“尽管如此，这些挑战不能否定AI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法律法规，企业也在设定行业标准。这些努力都是尝试解决问题的做法。”朱荣生说。
对此，朱荣生认为，在设计AI产品的对话交互时，团队应有意识地考虑未成年人用户可能产生的依赖风险。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更容易对AI产生情感投射。企业可参考游戏防沉迷系统，设置“连续使用时长”阈值，例如连续聊天1小时后是否会提示休息，触发强制锁屏或弹窗提示休息。“在夜间特定时段限制使用功能，增加家长控制端，让监护人了解互动情况。这也是落实‘负责任设计’原则的体现。”
朱荣生指出，AI的共情本质是基于大数据的概率拟合和算法模仿，它没有主观意识、体验和真实的同情心，只是“计算出了最像安慰的话”。因此，应以适当方式提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用户意识到这种局限性。在使用产品交互中应始终保持“AI身份”的透明度，在对话窗口显著位置标注“人工智能助手”以作提示。
规则与温度并行，家校社合理引导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情绪表现、日常学校人际表现以及使用时间等方面来判断其究竟是‘使用工具’还是‘沉迷其中’。”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王世民指出，当孩子出现持续性的厌学情绪、社交回避、集体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并伴随居家时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学业滑坡、情绪波动加剧及亲子冲突频发等表现时，可初步判定其已对电子产品形成依赖。
对此，家长在获取相关信息后，应避免简单采取强制切断措施，而需要通过耐心沟通，重视并回应孩子渴望被认同的情感需求。在此基础上，家长应与孩子协商制定渐进式的使用时间限制方案，以温和、理性的方式逐步引导孩子调整行为模式，重建健康的生活与学习节奏。
王世民认为，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中，社区及社会机构也能够提供一系列具体、可落地的服务，以丰富儿童现实社交体验，形成对“虚拟陪伴”的有效补充。在她看来，社区服务的跟进，有助于家庭更好地发挥陪伴教育功能，实现“以儿童为本、以社区为支点”的协同目标。
以安徽合肥为例，作为儿童友好城市，当地社区依托妇联及相关部门，推出“皖家幸福驿站”“邻里互助”“三点半课堂”等举措，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教育压力。为确保服务质量，社区对入驻机构开展资质审核，规范其专业性与课程设计，涵盖社区教育课程、夜校及儿童兴趣班等多元形式。家长可以学习并掌握科学育儿知识，与子女实现共同进步。
此类模式中，父母既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学习的伙伴。亲子共同参与课程、游戏等活动，不仅拓展了现实社交空间，更在互动中强化情感联结。“当家长与孩子拥有共处时间与共同话题，健康、安全的亲子关系便自然建立，从而为儿童成长营造和谐环境。”王世民说。
AI作为工具，其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一个能够耐心倾听的AI，或许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暂时的“情绪缓冲垫”，但它永远不应，也不能替代真实世界中那些带着温度、摩擦、理解和深度的血肉联结。如何让孩子与AI“搭子”保持合适的距离，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现实世界中，为他们搭建起更温暖、更可及的情感港湾，并赋予他们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俘获的智慧与力量。这场关乎未来心灵健康的导航，需要家庭、学校、技术开发者与社会监管者共同握紧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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