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极端天气横行的夏季落幕,留给新西兰的是被摧毁的房屋、被切断的社区联系,以及最令人心碎的——那些在灾厄中失去亲人的家庭。
这场连绵的夏季风暴无情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新西兰是地球上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主要城市大多地势低洼,陡峭的地貌极易引发山体滑坡。除了气象风险,地震、火山喷发、风暴潮、海啸、干旱和野火也如影随形。随着气候变化的持续演进,这些灾害对生命与财产的威胁正呈指数级增长。
在一月那场肆虐的暴雨中,公众在悲恸之余,向奔赴一线的应急人员、毛利会堂和守望相助的邻里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当洪水退去,这些事件也重新点燃了关于制度反思、科学作用以及如何防御下一次灾难的深刻讨论。事实上,今年夏天的惨痛经验与日益丰富的科研成果共同指向了四个明确的教训——前提是我们真正愿意付诸行动。
自然灾害的降临或许是缓慢累积的,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冲击,但“灾难”本身并非纯粹的自然现象。只有当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决策失误相互交织时,灾难才会真正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不仅是物理世界的崩溃,更是社会治理过程的失效。
自然灾害与韧性研究反复证明,信息的传递方式、决策的透明度以及责任的分担机制,直接决定了公众的信任感以及社区的恢复速度。
针对2023年加布里埃尔飓风的回溯研究显示,灾后公众的信任度降至低点,焦虑情绪普遍蔓延。社区对于“谁在发声、如何发声、何时发声”表现得异常敏感。在信息真空与信任崩塌的环境下,虚假信息的滋生虽难免,但并非不可战胜。证据表明,通过清晰、权威且有针对性地传达已知事实并开诚布公地承认未知领域,可以建立起抵御谣言的社会防线。
生活在一个高风险国家,意味着决策者必须打破惯性思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如何管理风险,以及如何规划城镇的增长与发展。
研究强调,如果能在当下的决策中引入基于证据的、全国统一的自然灾害与气候风险评估模型,就能有效规避未来的债务与责任。这可能意味着,政府需要引导开发商转向更安全的区域,或投资于那些即便在最坏情景未发生时依然能发挥效益的“无悔”基础设施。
监管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市场机制同样大有可为。例如,向社区和房地产市场公开透明地披露风险数据,有助于通过市场选择来实现风险规避。相比之下,将居民从高风险地区迁走的“管理式撤退”或后期加装防护设施,不仅成本高昂,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争议。长远来看,将空间规划与灾害模型、气候情景深度锚定,利用科学而非直觉去规避风险,才是避免将沉重负担转嫁给子孙后代和纳税人的明智之举。
数十年来,新西兰习惯于将重大灾害描述为“罕见”、“特殊”或“百年一遇”。这种带有侥幸心理的叙事已经与现实脱节。
财政部曾发出警告,未来50年内再次发生类似加布里埃尔飓风强度事件的概率高达80%。换言之,极端天气正在从“偶然”变为“必然”,它不再是概率表上的孤点,而是气候常态的一部分。国家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由气候驱动的灾害在频率、强度和复杂性上都将持续增加。当事件被冠以“史无前例”的标签时——即便事实如此——往往会给决策者提供拖延行动的借口。这种“一次性事件”的措辞会助长社会的短期应对倾向,而非长期的风险削减。我们需要改变叙事方式,承认风险的持续性,而非沉溺于记忆的短暂。
在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新西兰的科研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相较15年前,科学家们对降雨阈值、坡体稳定性、洪水行为、土壤液化以及级联风险的理解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尖端知识在转化为土地利用、基建投资和应急决策时却遭遇了梗阻。近期数据显示,新西兰高达97%的政府支出用于灾后应对与恢复,仅有3%用于灾前风险削减与增强抵御能力。这种“重治轻防”的资金结构亟需扭转。
弥合“知识与行动的鸿沟”,需要开展更具决策支撑性的平衡研究,并与基层组织深度合作。在加布里埃尔飓风期间,毛利会堂和部落医疗机构在官方系统滞后时挺身而出,成为社区生存的中流砥柱。新西兰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战略预防”,将工程学、大数据、社会科学、经济学与原住民知识融为一体。
鉴于不同灾害的性质各异,我们需要深耕每一种风险的底层逻辑,以便更精准地分配资源,实现防灾减灾的协同效应。最终,近期的一系列灾难带给新西兰人一个简单的启示:如果我们希望在气候变暖的世界中维系安全、福祉与繁荣,那么旧有的秩序与观念,必须彻底改变。
伊恩·怀特:怀卡托大学环境规划教授。
比尔·弗莱:奥塔哥大学地质系荣誉研究教授。
朱莉娅·贝克尔:梅西大学灾害与应急管理教授。
利亚姆·沃瑟斯庞:奥克兰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
梅兰妮·马克-沙德博尔特:环境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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