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特务，手上沾满了爱国志士的热血，其中就包括吴石、朱枫这些英烈。吴石他们为了国家的统一，大好年华就倒在了枪口之下。说到这想必大家也猜到了，他就是谷正文。
可作恶多端的谷正文却足足活了97岁。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就“恶没恶报”吗？其实还真不是那样，别看他好像活得挺长，但那些日子里，其实全都是煎熬，甚至最后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任谁看了都要说一句“现世报”。
其实，谷正文早年间也是充满了革命理想的。
他出生在山西汾阳的一户郭姓人家，爹娘给他取名叫做郭同震。那时候他家不算穷，屋里也总摆着几本书，正因如此，郭同震才有机会从小接受教育。
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这在当时可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文化人”。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后来竟然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整个校园都“热闹”了起来，天天都是举着 “救亡图存” 标语游行的学生，喊得嗓子都哑了。郭同震也扎进了这股热潮里，他脑子转得快，嘴也会说，没几天就成了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还悄悄入了党，当上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那段日子，他跟同学们一起上街发传单，饿了啃口干粮，累了就蹲在路边歇会儿，心里装的全是“怎么把鬼子赶出去”的念头，那会儿的他，可以说是真正的“有志青年”。
1937年抗战全面打响，郭同震把课本一扔，扛起枪就加入了林彪带领的115师，成了侦察大队队长。八路军的日子苦啊，冬天没厚衣服，顿顿掺着野菜，侦察任务更险，得摸黑往敌人后方钻，稍不注意就会被发现。
有次执行任务，他肩膀中了枪，血顺着胳膊往下流，硬是咬着牙爬回了阵地，没喊一句疼。那时候的他，身上还有年轻人的血性，满脑子都是“保家卫国”，可这份血性并没撑多久。
后来的一次行动中，郭同震被国民党抓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军统头子戴笠居然亲自去审他，最后，郭同震还是没经住诱惑，没几天就签了投诚书，还改名叫谷正文，彻底跟过去的自己划清了界限。
戴笠看他有文化，还熟悉华北的情况，直接提拔他当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昔日的热血青年，就这么成了军统的爪牙。
1946年，戴笠坐飞机摔死了，蒋介石让毛人凤接手掌管军统。毛人凤整理戴笠遗物时，翻到一本日记，里面写着“郭同震读书多、本事硬，值得重用”。就这一句话，让毛人凤对谷正文另眼相看。
后来国民党退到台湾，毛人凤没忘把他推荐给蒋介石，谷正文很快就得到了信任，有时候还能直接听蒋介石指挥。
这段日子，是他特务生涯最风光的时候，手里有权，做事没人敢拦着，后来那些缺德事，全靠这会儿攒下的势力。
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谷正文彻底没了人性，成了只知道杀人、搞破坏的“活阎王”。
这年9月，他把主意打到了国民党元老杨杰身上，因为杨杰劝过卢汉起义，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谷正文安排叶翔之带着田九经、韩克昌潜到香港，按计划动手。
上午，韩克昌拿着伪造的信函骗开杨杰家的门，说：“需要您写个收条回去交差”。杨杰刚俯身拿起笔，韩克昌就掏枪朝他的头部和心脏连开3枪，杨杰当场就没了气。
更荒唐的是，韩克昌还贪财，拖着杨家两个装满财物的大皮箱就跑，同伙田九经催他扔了，他还乐呵呵地说“全是宝贝”。现场被弄得乱糟糟的，香港警方一开始还以为是抢劫杀人案，这群凶手就这么暂时逃过了追责。
杀了人还不够，谷正文又想搞经济破坏。
1950年，保密局的叶翔之提议“印假人民币和港币”，搅乱大陆和香港的经济，蒋经国一听就拍板支持，这荒唐事一搞就是11年。可台湾那会儿的印刷技术太差，想印得跟真钞一样难如登天。
谷正文倒有“歪点子”，他觉得监狱里肯定有会印假钞的“行家”，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凌旦复的人。这人平时沉默寡言，可一说起印假钞就停不下来，满脑子都是“歪招”。
谷正文把他从监狱提出来，安排在一栋大别墅里当“贵宾”，专门搞“特种印刷”。凌旦复趴在灯箱上，一刀一刀手工刻版，后来还从德国弄来跟大陆一样的印钞纸，一批批假人民币还真印出来了。
可这群特务根本不了解大陆的情况，一开始印的都是5元的大钞，那时候大陆老百姓过日子，花的都是几分、几角的零钱，5元钱能买不少东西，谁敢随便用陌生的大钞？这些假钞运到大陆，压根没人用，不仅没捣乱成，还暴露了不少潜伏的特务。
后来他们改成1元、5角的小钞，又开始印港币，结果坑了两地的商人，连美国人都受了损失，最后硬是逼着台湾停了这件事。
蒋经国后来质问谷正文的时候，谷正文心里门儿清，这事蒋家父子一开始就知道，不过是当初贪心又无知，最后弄巧成拙了。
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会儿周总理要去参加万隆会议，原计划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
谷正文牵头策划了暗杀，让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丞收买了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把一枚牙膏形状的塑胶炸弹，藏进了飞机起落架的缝隙里，自己则躲进另一架飞机的起落架，偷偷飞到台北领赏。
谷正文的任务是把周驹带出松山机场，当时台湾的机场审查特别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谎称周驹是“偷渡来的香港难民”，才蒙混过关。
当天下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就在高空突然爆炸，机上11名中方人员和外籍记者全部遇难，万幸的是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没坐上这趟飞机，才躲过一劫。
这起惨案让台湾特务机关成了全世界的“公敌”，可毛人凤却因为这事升了中将，成了保密局第一个活着当中将的局长。连参与策划的特务赵斌丞都忍不住说：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还颁奖？以后儿子问起来，我都没法说自己干过这个！”
谷正文手上最臭名昭著的，还有“吴石案”。1950年1月，国民党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谷正文接了命令，在办公室翻文件，找线索，很快就盯上了防务部参谋次长吴石，因为吴石一直在暗地里给中共传递军事情报。
谷正文派人盯着吴石，还收买了他的司机，从吴石太太王碧奎的行踪入手：王碧奎常去一个国语老师家，谷正文从这儿套出了朱枫的名字。
朱枫原名朱谌之，1905年生在浙江镇海，早年间就参加过学生运动，1949年跟着台湾省工委去了台湾，是中共的情报员。
1950年大年初二，朱枫在舟山坐船准备撤离，手提箱里藏着重要情报，可刚上船就被国民党的船拦了下来，押到了台湾。谷正文审她的时候，把文件摊在桌上一页页逼问，还动手鞭打，可朱枫咬着牙，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眼神里全是不屈。
3月1日，谷正文带队抄了吴石家，搜出的情报核对笔迹后，发现是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写的，陈宝仓是中将高参，也在暗地里帮中共传消息。
谷正文顺藤摸瓜抓了陈宝仓，又抓了帮吴石办证件的副官聂曦，审聂曦的时候用电棍戳，还用椅腿砸他，手段狠得没边。加上之前蔡孝乾叛变供出的联络点，谷正文夜里突袭民宅，抓了更多人。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个人被枪决。吴石站得笔直，朱枫头发乱了却眼神坚定，陈宝仓和聂曦也没有丝毫露怯，这些为了国家统一的英雄，就这么献出了生命。
在外面，谷正文是呼风唤雨的“活阎王”，可回家后却比谁都孤单。
他这辈子结了4次婚，没一次能善始善终，虽然有好几个子女，但也都跟他也不亲，一直到死，谷正文都没享过一天天伦之乐。
他第3任妻子最让他记恨，不是因为感情不好，而是这妻子的2个姐妹是共产党员。不知道是日子过久了有矛盾，还是妻子发现了他的特务身份，或者纯粹是他疑心病太重，谷正文一口咬定这女人想害他。
有一次妻子给他沏茶，他端起来要喝，瞥见水面飘着点粉末，当场就把杯子摔了，指着妻子的鼻子骂。从那以后，他落下个毛病：不管在哪儿，别人递的茶饭都不碰，就算是熟人给的，也得看着别人先尝一口才放心。
服侍他晚年的干女儿谷美杏后来回忆：“跟他相处大半年，他连我递的水都不敢喝，陌生场合更别说了，有人沏茶请他，他眼皮都不抬，说啥也不碰，就怕里头有毒。”
这疑心病还毁了他最后一段婚姻。第4任妻子本来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一次家庭聚餐聊时局，谷正文越听越不对劲，总觉得妻子话里有话，像是跟地下党有关系。没等饭局结束，他就翻了脸，指着妻子的鼻子骂，硬是把人赶出门，连行李都不让带。
家散了，子女也一个个走了。那些孩子里，有的去美国定居，有的在台湾各地成家，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逢年过节偶尔有人回老房子看看，也只是站一会儿，说两句“您多保重”就匆匆走了，连顿饭都不愿陪他吃。
谷正文老了以后，得了帕金森，手一抖连筷子都拿不稳，还总犯哮喘，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总觉得有人来报仇。他在屋里装了铜铃，窗台上安了倒钩，还养了十几条狗看家，可再严实的防备，也挡不住心里的害怕，那些被他害死的人，总在他脑子里转。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医院咽了气。护工整理他遗物的时候都愣了：这个活了97岁的特务头子，床头没有一张亲人的照片，没有一封子女的家书，就只有几枚当年靠害死人换来的勋章，孤零零地躺在床头柜上。
他一辈子算计别人，疑神疑鬼，最后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连临终前想看看亲人的脸，都成了奢望。如今，就算是已经死了许多年了，再被人提起也大多都是唾弃他，这样的结局，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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