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新疆伊犁的新兵训练营里,有个叫谢尔盖的小伙子正跟着队伍跑操。

那一身军装穿得笔挺,动作利索,皮肤白得扎眼。

可一休息,他转头跟旁边的哈萨克族战友聊天,那嘴皮子一动,冒出来的全是地道的塔城味儿方言,连个俄语单词都找不着。

你要是问他是哪儿人,他给你的答案准是这三样:新疆巴郎、中国人、俄罗斯族。

这三个标签,随便怎么排,在他心里分量都一样重。

这事儿咋一看,挺让人琢磨不透的。

一张典型的斯拉夫面孔,怎么就对中国有这么铁的归属感?

难道光靠几次感性的“爱国宣讲”就能达成吗?

或许起了点作用。

但要是把目光拉长,往回看个一百年,你会发现,这种所谓的“认同”,根本不是喊两句口号喊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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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好几代人,在一道道关乎性命的“生存选择题”里,精打细算熬出来的结果。

这其实是一笔跨越世纪的长期投资。

把时间条拖回1870年代。

地点是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河西边。

第一批说俄语的陌生面孔出现了。

这帮人裹着兽皮,推着吱呀作响的牛车,甚至连自己究竟踩在谁的地界上都还没弄明白。

这会儿,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就两条。

路子A:回俄国去。

可那边的沙皇政权正乱成一锅粥,要么是抓壮丁,要么是迫害手艺人,要么就是闹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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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代价,弄不好就是把牢底坐穿,或者直接饿死路边。

路子B:越界,去中国那边碰碰运气。

但这在当年可是玩命的操作。

语言不通,规矩不懂,而且大清朝刚把西北那边的乱子平定下来,也不算绝对太平。

可他们手里捏着一条救命的小道消息:“那边地肥、边防松、不乱抓人。”

就这一句话,成了他们下注的底气。

当时的清政府急着想让边疆的经济缓过气来,对这帮“不请自来”的客人的态度特别务实:只要你肯出力开荒,只要你肯老实交税,管你从哪冒出来的,一律不抓。

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收益明显盖过了风险。

就这么着,1889年,黑龙江逊克县奇克镇那个叫边疆村的地方,多了一个叫吴双丁的开荒汉子。

他在俄国叫啥名早就没人记得了,但他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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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眼过了三十年,这村子里居然有三成人都成了俄罗斯族的后裔。

这就是第一代人的生存逻辑:既然回不去了,那就用背井离乡的代价,换一张“活下去”的入场券。

第二本账:从“房客”变成“家人”

人是留住了,可身份这事儿,一直挺尴尬。

很长一段日子里,他们被叫作“归化族”。

转折发生在1934年。

新疆那边开了个民众代表大会。

这帮沙俄移民的后人,头一回顶着“归化族”的名号,大大方方地坐进了会场。

这可不光是给个面子,这是一份实打实的法律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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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就把事儿定死了:“归化族”拥有中国国籍,别的民族有的权利,你们全都有。

这意味啥?

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那种随时可能被撵走的难民,而是受法律罩着的公民。

他们换上了中式的长袍,学起了汉话,这一步迈出去,就算是把身家性命彻底“押”在了这片黄土地上。

等到1953年,新中国搞民族识别。

国家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名分:俄罗斯族。

编号排在第56位。

这可不是简单换个名字。

这标志着他们从“暂住的房客”变成了“户口本上的家人”。

另一边,苏联和俄罗斯那头的政权变了好几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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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要是动念头回去,所谓的“故土”能不能找着两说,光是那边的政治风暴就能让人脱层皮。

留在中国呢?

能分到地,娃能上学,还能进政府当干部。

2010年的人口普查一统计,中国的俄罗斯族有一万五千多人。

这帮人主要还是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逊克、新疆伊犁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别看离大城市远,可他们就是不挪窝。

因为几十年的日子过下来,事实证明当年的选择太英明了:这边的安稳日子,比哪儿都强。

国籍有了,地也有了,接下来就是个更烧脑的题:日子该怎么过?

是死守着原来的老规矩,还是彻底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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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场关于“隐形成本”的较量。

十九世纪末那会儿,第一代移民拼了老命想维持原样。

盖教堂、办俄语学堂、按老家的法子烤大列巴。

这是人的本能,谁都想留个念想。

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风向变了。

一个在伊犁读中学的俄罗斯族小伙,面临的是这种局面:

家里老奶奶还念叨着俄语,过着复活节;可到了学校,课本是统编的,同学之间发微信全靠拼音打字。

要是还非得坚持纯正的“俄式活法”,那他交朋友、找工作的难度得翻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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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小孩认得的汉字,比会说的俄语单词多多了。

宗教也慢慢成了一种符号。

在额尔古纳,木刻楞房子的墙上挂着东正教的像,老一辈还在点蜡烛祈祷,小年轻却在旁边举着手机拍短视频发朋友圈吸粉。

列巴照样烤,但那成了过节的零食,不是天天啃的主食;彩蛋也照样碰,但那多半是跟咱们春节拜年混在一块儿热闹热闹。

这倒不是谁逼着谁改,而是生活这双大手在做筛选。

所以,到了上世纪50年代,“华俄”家庭开始大量和汉族、维吾尔族通婚。

说回开头的那个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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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啥非要报解放军理工大学?

翻翻家谱就懂了:爷爷奶奶是从西伯利亚跨过冰河来的,老爹是林业站的职工,老妈是个汉族医生。

这一家子人的命运,早就跟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这些大系统死死地焊在一起了。

在逊克县,边疆村搞起了特色旅游,俄罗斯族老乡开民宿、画油画卖,一年能多挣小一万。

这不仅仅是腰包鼓了,这是被接进了国家经济大循环的血管里。

他们的这种认同,不是那种飘在天上的“乡愁”,而是踩在地上的日子。

他们要买房置业、要纳税、要参加高考、要参军入伍。

每一件具体的琐事,都在加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

外头总有人说他们是“长得最像外国人的中国人”,这话其实是个伪命题。

除了那张脸,他们的脑回路、做决定的逻辑、利益的捆绑,早就彻头彻尾是中国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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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们的祖宗翻山越岭,是为了找个避风港躲灾。

如今他们的子孙铁了心留下,是因为这里就是家。

这个决定,他们用了一百年,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2020年9月3日《100年前,一群老外逃难来到中国,后代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

百度百科“俄罗斯族”词条(2025年3月3日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