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人才培养方面所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帮助中国学生（包括在国外的留学生）寻找正确的学习途径，学而能够成才。

（一）选择正确的方向

杨振宁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方向。他说：“我看到物理界有许多人在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很好，可是过了二三十年，他们的差别却很大。有人取得了很大成就，有人老是做一件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成绩。什么原因呢？这里虽然有能力等问题，但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哪个方向将来会有新的发展。如果你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掌握了两三个方向，这些方向在5年或10年内有大发展的话，那么只要你是一个不坏的研究生，你就一定有前途。如果你搞的那个方向是强弩之末，你再搞进去，不知道转行，那就不会有大成就。那么，怎么知道哪个方向会有发展呢？比如10年前很红的方向，一般来说，经过10年的研究，往往过时了。一个领域常常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新的方法，才变得发达起来。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它的新东西快要挖掘完了，再走进这个领域就没有什么大成就了。这是需要睁大眼睛仔细了解的。”

他在回顾自己进行物理学研究所走过的路程时也指出，一个青年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么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他说，40年代，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粒子物理学。他和他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领域一同成长。

怎样才能掌握住方向呢？他建议，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特别是系里的图书馆去乱看看，浏览一下，过两三个月，就会了解哪些介绍性的杂志（有专门的与不专门的）值得看。看多了以后，就能掌握住自己喜欢的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他还指出，把握方向还必须根据个人的能力特点。他曾想在实验方面做出一篇论文来，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差。他开玩笑地说，那时，实验室里有个笑话：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后来，在导师泰勒的建议下，他放弃了做实验论文的企图。尽管有些失望，因为实验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题目本身是做不出来的，但他还是果断地改变了方向。他幽默地说：“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原因。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缺乏选择方向的强烈意识和判断方向的能力，恐怕是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认真听听这些话，细细咀嚼一下，一定能受到启发，得到收获。

（二）知识和能力的关系

杨振宁对中国传统教育过分重视知识的积累持批评态度，但他并不是不要知识积累。相反，对于必要知识积累的重要性，他曾多次强调。他认为自己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绩和在中国的学习、知识积累大有关系。他说，西南联大的学习，使他在做学问上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自己一生在物理上的见识、视野、鉴赏能力，以及对物理的态度，可以说是年轻时在中国奠定的基础。”因此，他对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十分怀念，他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都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当时的导师吴大猷和王竹溪，始终抱着崇敬的心情。1957年冬，他在广播中得知自己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奖时，立即写信给吴大猷先生，说他的成绩与吴老师有关，表示对老师的感激。1984年，当他得知王竹溪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不顾工作繁忙，不远万里赶到北京，表达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深切悼念。

杨振宁重视知识的积累，更重视能力的形成。他说：“我认为，知识的积累并不是目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独立思考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但不能本末倒置。知识要有利于创造。”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学生是知识太多了，活的思想太少了。

（三）兴趣问题

兴趣在一个人成长中所起的作用，是杨振宁数次谈论的话题。他说，在学校里学生念什么专业，应兼顾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在因素（如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条件）与内在因素（如本人的兴趣和能力）。但目前的体制（指中国教育体制——笔者）对内在因素考虑不够。这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不利于培养出有创造性、有独立见解、有做开拓工作能力的人。他认为中国经常使用的一些字眼并不是很恰当的，比如“十年寒窗”的提法，即要学生苦读。假如一个人觉得读书很苦，要把学问做得好，要出成果，恐怕是很困难的。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才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取得很大成就。一个人要出成果，因素之一就是要顺乎自己的兴趣，然后再结合社会上的需要来发展自己的特长。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到了这个境地，工作就容易出成果了。

杨振宁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学校在安排学生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把他们的兴趣因素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学生在选择自己的专业时，有没有充分地结合自己的兴趣。

（四）博和专

杨振宁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在理论物理上的卓越成就是世界瞩目的。他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研究，而是规范场理论：杨振宁—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数学结构。物理学研究四种基本的力的相互作用，电磁作用、万有引力作用、弱作用和强作用，规范场理论合理地统一了所有力的相互作用。1979年，美国学者格拉肖、温伯格和萨拉姆以杨-米尔斯数学结构为基础提出的弱作用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1984年，意大利学者鲁比亚和荷兰学者范德米因发现重光子——一种传递弱力与电磁力的粒子—荣获诺贝尔奖，而重光子的发现，也证明了在自然界，弱力和电磁力可以统一在共同的基础上。这些证实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不但是一个漂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实验的结果。现在，世界上关于规范场的科学论文，每年在1000篇以上。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杨振宁应得第二次诺贝尔奖。有人认为，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但是，光看到他在物理上的成就是不够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有的美国学者说他知道许多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对传记和考古——中国以及埃及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文物古迹都很了解，他还爱好音乐、艺术和摄影。有一次，他游览日本奈良古迹，触景生情，一字不漏地将李商隐的长诗写了下来；在参观巴黎蓬皮杜博物馆的现代画廊时，他很具体系统地向同行者介绍现代画的不同人物、不同派别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1978年，他飞越西藏高原，目睹大自然美景，即兴抒情，写了两首七绝《时间与空间》。

杨振宁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使学生向专的方向发展，有好处，也有不足之处。太专了，不容易鼓励学生向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中活跃的领域去发展。他说：“我感到，在念书的时候，学习的面比较广一些，后来通过比较广泛的接触，向各个方面发展，这种方法容易出研究成果，效率也较高。”他经常教导中国留学人员，要把视野像天线一样放开，发现了新东西就要一下抓住，吸收为自己的学问。他鼓励留学生坚持去听自己专业以外的各种通俗讲座。他说，听不懂没关系，硬着头皮去听，在基本不懂的情况下争取从中抓住能学得到的东西。

杨振宁在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方面，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像他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的。博到什么程度，专到什么程度，博与专结合到什么程度，都应视各人的具体情况而定。然而，博专结合作为一种原则，则是每个希望成才的人都必须牢记的。过早的专，缺少博为基础的专，是难以培养出出色人才的。

（五）学习方法

针对中国学生读书比较“死”的特点，杨振宁提出了以下几种学习方法。

第一，尽量多读参考书，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他指出，只要时间和能力允许，一般来说，读书越多肯定对学习越有好处。有些事物和学问并非一开始就被人们懂得和理解，但是只要持之以恒，知识丰富了，终能发现其奥秘。

第二，不要死钻牛角尖。他说，对于一个课题，如果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仍然解答不了，不妨暂时搁一下，换一个新的题目。经过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启发，原来解答不了的难题便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采用“渗透性”方法。他说，有两种对应的学习方法，一种叫作“渗透法”，另一种叫作“按部就班”。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知识的积累更是如此。知识往往在你不知不觉、似懂非懂中积累和丰富起来。不要害怕打破那种“按部就班”的常规。

第四，推演法和归纳法结合，更注重归纳法。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学习方法主要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后，他跟导师泰勒学习，使用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方法。他认为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尽管推演法的学习使他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基础，他却更看重归纳法的学习。他说，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对于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体制的更改，他感到很高兴，他指出：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对于学习会有很多好处。

以上四点学习方法，是杨振宁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来的，切中时弊，读了令人产生切肤之感。特别是“渗透”一法，更值得习惯于“按部就班”的我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斟酌采纳。

（六）合作与交流

杨振宁认为，搞学术研究的人不仅要善于独立思考，也要善于吸收别人的东西。他说：“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与别人合作交流，只是自己埋头钻研，视野不开阔，在科学道路上就难免有局限性，还容易发生偏差。”“一个国家要登上世界科学的高峰，没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种科学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合作与交流，不仅应在本学科内进行，也可以涉及外学科。他介绍说，在他所在的大学里，经他倡议，每星期二举行一次特别的集会，称为“非正式讨论会”。会上，化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医学专家等各方面的学者各自交流自己领域学术研究的情况。这种介绍不很专门，一般大家都能听懂。他说，这对于各学科的研究都有启发，使大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向，对于沟通各学科间的情况，促进科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他本人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他说：“在许多合作中，与复旦大学的合作是广泛的，规模也是较大的。在我的经验中是最有成效的合作中的一个。”在国内，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名誉教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强交流。

在我国，知识界的合作交流理应开展得比较好。我们的体制为这种合作交流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传统陋习的影响，门户之见、互相封锁、同行相轻或隔行如隔山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现在是清除这类陋习的时候了。

杨振宁对我国新时期人才培养的关心可能出于这样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他对于曾经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出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想念亲人，怀恋旧时的老师、同学，希望中国人民生活幸福，国家繁荣昌盛，在科技方面摆脱落后的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用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牢记根本的人；他1945年赴美，1964年才入美国籍，他留在美国，心里非常矛盾。尼克松访华后，他即数次到中国，并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做访华报告，为海外华人理解中国，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这么做在当时是冒风险的。他出任由何炳棣、任之恭教授发起的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对在美华人尽可能予以关心。其二，他对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方针非常支持，经常称赞。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原因之一是有“稳定正确的指导思想”。41这也许是他近年来更加频繁地访问中国，更加热心于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的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