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五代十国，就不能不说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地理存在。
这块地方就是一道深重的伤口，横亘于华夏大地的北方，延续着它漫长的伤痛，甚至一直到了北宋灭亡。
《五代十国全史》（麦老师著）这本最近借着《太平年》热播而火的历史通俗读物，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燕云十六州的问题：
《旧五代史·折从阮传》记载，石敬瑭原本割的地不止十六州，而是十九州，还包括河套内的河西三州（府州、胜州、麟州）。这三州军民最初没有反抗，但稍后传来消息说，契丹人不打算要河西三州之地，只想要河西三州之人，计划将三州百姓全部迁往辽东。于是，府州刺史折从阮（本名从远，避刘知远的讳改名从阮）联合麟州土豪杨氏，据险而守，阻止契丹军入境。折氏从此据府、麟二州，成为一支半独立的小势力，只有胜州被契丹拆迁，在黄河对岸另建东胜州以安置。《辽史》中对此事无记载，《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以及《资治通鉴》相关年份内提到石敬瑭割地的范围都不包括河西三州。
由此可见，石敬瑭确实够“狠”，差点连河套三州都一起“卖”了。
但如果把燕云十六州的问题简单化，解释就是“石敬瑭卖国”。但历史从来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简单概括，尤其是燕云十六州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唾弃石敬瑭的“卖国行为”上，就低估了历史本身的多维度与厚度。
史书痛骂，但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那段时代，才能真正理解燕云十六州伤痛之下的深层次逻辑。简单的道德谴责，绝对不能解释这件事情之复杂的内里。
先说一个结论：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不能只是归咎于一个人的原因，它其实是那整个时代秩序坍塌所带来的一个结局，是各种各样复杂因素所导向的一种必然。
一、地理角度看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现在的边境区域，而是中国北方的核心地带。
它大体上涵盖了北京、天津北部，还有山西北部。之所以也叫幽云十六州，是因为它的核心在于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另外还有云州——今日之山西大同。
现在看来，这一线属于中国地理的核心地带，但在那时候，它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分界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幽州在那时候作为北方的军事要塞、防御重镇而存在。幽州节度使，也担负着极重的边防责任。
从地形上看，这块地区钳制了太行山的北麓出口与燕山山脉之间的兵家要道，而这个隘口要道，又是直通华北平原的大门。
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兵，它们如果打开了这个通道，就可以靠着自己的骑兵在广阔的中原平原上冲杀，再无地形阻拦。
燕云十六州真正的价值也在于此——它是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战略纵深地带，也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
所以燕云十六州不能丢，丢了，就是直接洞开了中国北方的大门。
二、割让燕云十六州，本质上依然是唐代的藩镇问题在继续“出血”
要理解石敬瑭割地的行为，就得从他的身份说起。
《五代十国全史》中有这么一段阐述：
石敬瑭刚刚被立为皇帝，与干爹签订割地条约的时候，后唐还存在，十六州所在的五个藩镇全部服从后唐中央，没有一个州在后晋手中。在割地条约签订时，这条约只是一份耶律德光与石敬瑭之间的合作意向，压根儿就没有真正执行。即使等到李从珂自焚，后唐灭亡之时，十六州也没有一个被契丹占领。在后晋朝确立在中原的主导地位之后，耶律德光北归，契丹才真正开始按照条约接收十六州。
所以能看得很清楚了，石敬瑭虽然名义上是皇帝，本质上却跟那些藩镇军阀没有任何区别，他的统治逻辑，还是个大军阀而已。
五代十国时期，是古代中国的内部割裂和内乱，但军阀互相争夺时，往往会借“外力”契丹的帮忙。
石敬瑭为了跟李从珂争位，才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在别人看来这是“卖国”，但是对一个军阀来说，这只是一种理性的计算罢了。而且这个“协议割让”和实际操作之间其实也有很大距离。
《五代十国全史》中还这样写道：
站在石敬瑭自身的角度，他遵守条约割完十六州，拒绝所有收复失地的诱惑，守住了自己对异国主子的诚信，避免了一次又一次对他和后晋王朝来说后果难测的巨大风险，这基本可以算作他个人的理性最优选。
事实上，燕云十楼州其实早就脱离了中央王朝的控制，而契丹势力也早就趁着藩镇内乱渗透进了这块地区。
早在唐末，河北的藩镇就有过与南侵的契丹主动结盟的行为，因为那时候藩镇就已经拥有了高度的自主权，与中央脱离严重。
五代时期，这种脱离以“割让”的话语表达出来，就显得特别耸人听闻。但在事实上，“割让”或者说“脱离”早就默默发生了。
因此可以说，燕云十六州的命运，是唐末藩镇政治延续之下必然的结果，并非石敬瑭一个人就能推动得了。
三、宋朝统一中原后依然无法收回燕云，原因是什么？
宋虽统一，但在北方边防问题上，一直还是弱。
宋太宗曾经两次北伐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之后才有了“澶渊之盟”，宋依靠岁币换来了和平。
这里要考虑几个复杂的因素。
首先，燕云十六州区域，其实从汉代以后就是多民族混居的状态，除了契丹，还有鲜卑等民族混居。
辽朝在这块地区经营得颇为用心，延续了唐制不说，还大力发展农耕，让燕云十六州成为了辽朝的经济重镇，也延续了那里文化交汇、民族混居的态势。
这种情况下想要依靠武力直接夺回，谈何容易。
而且，站在中原王朝角度看燕云十六州，是“失地”，但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这片地区古代一直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汇地带，来回拉锯和角力一直都存在。
燕云十六州，事实上是中国古代北方政权领土不断变化的重点区域，不管“割让”与否，它都是不同王朝和权力的交融见证。
总体而言，与其纠结于石敬瑭的“卖国”，不如看看燕云十六州归属权变化之下，中国历史的战略演变。
在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之前，是“关陇—河北”作为中国经济政治的重心；而从燕云问题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向了“江南—东南海贸”这个格局。
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让江南地带逐渐成为富甲天下的地区，而北方后来一直都是政治和军事意义更大。
元、明、清，为了牢固北方边防，都将首都设在幽州（北京），正是看到了五代至宋时期北方区域的掌控之难。它们选择扼守燕云十六州区域，以实现对北方的绝对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燕云十六州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这个话题的意义可能远大于石敬瑭为什么割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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