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的重庆，刚解放不久的山城尚未完全褪去战争的阴霾。
浓黑的云层常年笼罩在嘉陵江上空，潮湿的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与江水的腥气，狭窄的街巷中，行人步履匆匆。
1950年1月19日夜九时许，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冲破暮色，吱呀作响地停在重庆市公安局第七分局门口，打破了值班室的沉寂。
披头散发的邢兰芝跌跌撞撞冲进屋，她四十挂零的年纪，眼角布满细纹，平日里精心打理的发髻散乱开来，沾着草屑与尘土。
身上的青布棉袄被撕扯得不成样子，露出的胳膊上满是青紫瘀痕，脖颈处还有几道深深的牙印。
“警察同志，救救我……”她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我被人强奸了，还抢走了我的金项链、戒指，还有钱包里的钱！”
值班警员连忙让她坐下，递上一杯热水。
邢兰芝的情绪稍稍平复，断断续续讲述了案发经过。
她是沙坪坝沙正街的“神婆”，独居的宅院布置得如同小型道观。
凭借着“能算过往、可测前程”的本事，她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只营业两小时，主顾络绎不绝。
1950年1月19日案发当天，邢兰芝下午六点才开张，接待完五位主顾后已是晚上八点，疲惫不堪的她宣布收摊。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她关上院门和客堂门，刚要清点当天的收入，一条黑影突然从神幡后面窜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她以为是想加班求卦的主顾，正要斥责，对方突然伸出胳膊抱住她的双腿，猛地一扳，将她掀翻在地。
头部遭到一记重击后，她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躺在床上，财物早已不翼而飞。
听完供述，值班警员面露难色。
此时的第七分局正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重庆解放后，针对反革命分子的“1·18大逮捕”行动刚结束，全局除少数值班人员外，其余警力均在参与审讯被捕的上千名嫌疑对象。
警力严重不足，根本无法立刻出警勘查现场。
警员只能耐心解释，劝邢兰芝先去医院检查伤势，承诺次日一定派人处理。
邢兰芝虽满心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离开分局后，她并未前往医院，而是直接回了家。
客堂里的香烛早已熄灭，神幡歪斜，地上的香灰被踩得凌乱，卧室里的被褥更是一片狼藉。
她不敢再睡在卧室，蜷缩在客堂的单人沙发上，睁着眼睛挨到天亮。
思来想去，她觉得这地方再无安全感，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决定去月影庵投奔舅母的老友静修法师，诵经散心。
1950年1月20日上午，第七分局刑侦队副队长杨望运和刑警闻克土奉命联系邢兰芝。
两人赶到沙正街，却发现院门紧锁，经邻居告知，才得知邢兰芝已前往月影庵。
一路辗转找到月影庵时，邢兰芝正与静修法师在树下喝茶，神色淡然，仿佛昨晚的惨剧从未发生。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我不想追究了。”
面对刑警的询问，她语气平静，与报案时的哭哭啼啼判若两人。
“公安机关的调查是严肃的，不是你想报就报、想撤就撤的！”
杨望运沉下脸，“现在案件已经介入，就算你不追究，我们也要查到底。如果你报的是假案，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邢兰芝被镇住了，只得乖乖跟着刑警返回沙正街的宅院。
现场勘查有条不紊地展开.
客堂香灰上，清晰保留着邢兰芝倒地的痕迹，周围散落着几片破碎的神幡；
从客堂到卧室的地面上，脚印凌乱，刑警提取到一枚完整的男性脚印，步长约70厘米，宽度11厘米，推断身高不超过一米七，体重约60公斤；
卧室的床单上留有可疑污渍，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进行DNA鉴定，只能确认发生过性侵；
邢兰芝头部的伤口呈钝器击打状，初步判断凶器为青砖或木棒之类的硬物。
“你昨晚离开分局后，为什么没去医院？”闻克土问道。
邢兰芝低头摩挲着袖口：“我怕回去晚了，家里的东西再被偷。回来后实在太累，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今早醒来，觉得这事太丢人，就想去庵里清静几天。”
刑警核实了她的说法，结合现场痕迹，确认案件属实。
但此时全局警力仍在处理“1·18大逮捕”的后续工作，分局领导只能决定暂缓立案，待警力充裕后再深入侦查。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暂缓”，竟让罪犯更加肆无忌惮。
1950年1月20日晚，第二起案件发生了。
二十岁的盛书蓉是重庆某初小的教师，因要筹备解放后的第一个迎新晚会，她带领学生排练节目到晚上八点多。与两位伴奏琴师同行一段路后，她独自走向位于大井巷的家。
彼时天寒地冻，加上前一晚的大逮捕行动，街上行人稀少，车辆绝迹，只有路灯在寒风中摇曳，投下昏黄的光影。
盛书蓉的家住在一个四户合用的院子里，院门虚掩着。
门口的无门披屋里，堆放着高达天花板的柴火，这是她家冬天取暖做饭的主要燃料。
她掏出钥匙，正要插入锁孔，突然感觉身后一阵风袭来。
还没等她回头，左臂肘就被死死锁住咽喉，右手腕遭到重击，钥匙掉落在地，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盛书蓉在剧痛中醒来。
她发现自己身上布满了拧、掐、咬的伤痕，疼痛难忍。
床头柜上的手表、手指上的戒指，还有口袋里的钢笔和钱包，全都不翼而飞。
她挣扎着爬起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颤抖着敲响了邻居的房门，请求对方帮忙报警。
第四分局接到报案时，已是1950年1月21日午夜时分。
副局长柳亦刚刚处理完一起盗窃案，正准备休息，听闻案情，立刻警觉起来。
他原是二野政治部保卫部股长，参与过南京和重庆旧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经验丰富。
“作案手法和第七分局那起神婆被劫案太像了！”柳亦刚翻阅着报案记录，眉头紧锁，“都是突袭击昏，性侵后抢劫随身财物，这很可能是连环案！”
他当即下令刑侦队出警勘查现场。
现场提取到的男性脚印，与邢兰芝案中的脚印特征高度吻合，步长、宽度一致，进一步印证了串案的可能。
与此同时，柳亦刚致电市局治安处，汇报了两起案件的情况，建议成立专案组串案并侦。
可还没等市局回复，1950年1月21日凌晨两点半，第三起案件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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