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在北京挺好的，就是没法回去陪你
李梅第四次挂掉母亲的视频通话。
不是不想接，是不敢接。屏幕上母亲的脸又瘦了一圈，头发白了大半，她想问是不是降压药没按时吃，话到嘴边却变成“妈，我加班呢，回头打给你”。
回头。这两个字她说了三年。
38岁的李梅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丈夫是程序员，女儿上小学四年级。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四个老人分布在三个省份。去年公公脑梗，婆婆一个人应付不来，丈夫请了半个月假回去，回来后被公司调整了项目。今年母亲查出甲状腺结节，医生建议手术，李梅对着手术同意书坐了半小时，最后签了字，把母亲托付给舅舅。
“你忙你的，我没事。”母亲在电话里说。
李梅知道母亲不是真的没事。她只是不敢有事。
这种不敢，像传染病一样在独生子女圈子里蔓延。我们这代人，连病都不敢生。
王磊比我大两岁，去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医院走廊的照片，配文只有三个字：送走了。
他父亲从确诊到离世只有四个月。那四个月里，王磊请完了所有年假，又请了事假，最后是旷工。公司HR找他谈话，很委婉地说可以办个停薪留职。他没办，因为他需要那笔工资来付父亲的靶向药。
父亲走的那天，他在太平间外面蹲了一个小时，不是因为悲伤——当然也有悲伤——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先通知谁，母亲的降压药在哪个抽屉，殡仪馆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从小到大没人教过我这个。”他对我说。
我们确实没被教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这批独生子女，被教的是竞争、是进取、是从小县城考到大城市、是从中国考到世界。没人教过我们，当父母老去时，该由谁来扛。
现在答案来了：你来扛。而且，你一个人扛。
陈芳的办法是“远程赡养”。
她在杭州当中学老师，父母在黑龙江。她给老家装了五个摄像头，客厅、厨房、父母卧室、阳台、楼道各一个。每天早中晚打开手机看三遍，像查监控的安全员。
有天她发现父亲上午十点还在床上，立刻打电话，父亲说只是有点累。她不放心，联系了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才知道父亲发烧两天了，一直瞒着。
“我那天对着手机哭了。”陈芳说，“我爸发烧都不敢告诉我，怕我请假扣工资。”
她想过辞职回去，但回去能干什么？老家县城除了公务员和教师，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作。她一个月房贷七千，回去连房贷都还不上。
这就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困境：离得开大城市，离不开大城市的账单。
更让人心里发苦的是，赡养这件事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和父母之间的情感质地。
我有个同事，每周给父母打电话都像完成KPI：吃了没、睡了没、药吃了没、天冷了别出门。五分钟挂断，比工作汇报还简短。
不是不爱，是爱被换算成了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血压数值、血糖指标、体检报告的异常项。亲情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危机管理，我们不再谈论内心，只谈论风险。
我妈最近迷上一种保健品，一万八一套，号称能治百病。我给她科普、给她查资料、甚至举报了那个销售点。她不高兴，觉得我管太多。
“我不买，你又不回来，我生病了怎么办？”她在电话那头说。
我愣住了。
原来她要的不是那套床垫，是安全感。是我回不去的这些年里，她能抓住的一点确定的东西。
这种错位每天都在发生。父母需要的是陪伴，我们能给的是转账；父母想要的是随时能摸到我们的真实感，我们只能提供屏幕里的那张脸。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力，却总觉得对方不够领情。
去年国庆我回了趟家，发现我妈在学用短视频。她拍了六十多个视频，全是同一个主题：阳台上的花开了一朵、楼下有人下棋、邻居家新养了只猫。每个视频都有我的账号观看记录。
“你工作忙，没时间看微信，我想着你刷到这些，就知道家里都挺好的。”她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这代独生子女和父母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沉默的交接。他们在努力学会不打扰，我们在努力学会承受愧疚。
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时代把我们推进了这样一个剧本：父母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儿女习惯了想回回不去。我们互相隐瞒，又互相察觉。我们隔着屏幕，努力维持着那个“一切都好”的谎言。
上周末李梅终于请假回去了。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她在病房陪了五天。临走那天早上，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存了二十年的定期存折，三十七万。
“你房贷还剩多少？”母亲问。
李梅说不用。母亲硬塞进她包里。
在回北京的高铁上，她打开存折，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母亲的字歪歪扭扭：妈帮不上你别的，别太累。
她哭了整整一路。
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故事。我们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享受过独生子女全部的宠爱，如今轮到我们支付代价。这代价不该是谁的过错，它只是一笔债务，一笔向父母借了三十年、如今要慢慢还的债。
只是有时候我会想：等我们老了，我们的孩子也是独生子女。到那一天，他们会用怎样的心情，回看这个春天里我们匆忙奔波的背影？
而我们，会不会也像父母那样，对着电话说一句“没事，你忙”，然后慢慢学会，独自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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