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古籍，光听名字透着一股子雅致的书卷气，可真要翻开来读，字里行间渗出来的全是血腥味。
《五马先生纪年》就是这么个典型。
写书的人叫傅迪吉，是明朝末年的一位读书人。
可事实远没这么简单。
这牵扯出一桩极不合常理的怪事：在张献忠把四川杀得最凶的那段日子里，傅迪吉不仅仅是个遭殃的受害者，起初他反倒是个“圈内人”，甚至一度混到了大西军“义子”的份上。
一个读着圣贤书长大的知识分子，凭什么要认“反贼”当爹？
这真不是即使受虐也要爱上施暴者那种怪病，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乱世夹缝里，为了活命所做出的最理智、也是最没辙的算计。
咱们今儿个不扯道德大旗，单纯算算账。
看看在那个规矩全碎了的年代，一个人想保住脑袋，得做对多少次选择；而只要走错一步，又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先把时间轴往回拉，拉到张献忠刚打进四川那会儿。
摆在傅迪吉跟前的，其实是一道极难下笔的算术题。
那会儿的明朝朝廷，烂到了根子里，眼瞅着就是艘要沉的破船。
反观张献忠的队伍，打出的招牌可是“解救苍生”。
对于像傅迪吉这样的平头百姓，甚至包括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心里头其实是有那么点盼头的。
这笔账他们是这么算的：旧朝廷已经没救了，换个新天子，保不齐日子能好过点。
张献忠刚进成都那阵子，确实也让人产生了这种错觉。
傅迪吉记得真真的，大军进城，张献忠压根没露出一丁点“杀人魔”的苗头。
恰恰相反，这位“大西王”忙着施恩布德。
这其实是一步相当老辣的政治棋。
作为外来的征服者，张献忠心里跟明镜似的，光靠砍头是砍不出粮食和银子的。
就在这个档口，傅迪吉拍板了他的第一个生死决策：入伙。
他不光心里认同，身子也跟着动了。
对旧官府的厌恶，加上对新政权的幻想，让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从普通良民到起义军“义子”的身份转变。
在当时看来，这绝对是个顺应潮流的聪明招。
有了这层皮，等于在新朝廷里有了“编制”，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里，多了一道护身符。
可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决定，让他后来掉进了更深的绝望里。
因为风向说变就变。
张献忠的那些“慈悲”，那是有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你得绝对听话，而且我得有足够的物资。
随着张献忠在四川脚跟站稳，反对的声音不光没消停，反倒越闹越凶。
这时候，大西政权碰上了一个巨大的管理难题：
摆在面前的依旧是两条路。
路子一：接着安抚。
这得砸进去海量的粮食、银子和时间，去一点点收买人心，慢慢化解怨气。
路子二：直接镇压。
把所有可能捣乱的苗头全给掐死，用绝对的恐惧来立威。
张献忠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条。
这里头藏着一套冷冰冰的强盗逻辑。
按傅迪吉的记述，张献忠的部队搞的是一种极端的“战功”奖励法。
当兵的想升官、想发财，凭什么？
凭脑袋。
当正面战场上的敌人不够砍的时候，士兵手里的刀，自然而然就架到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脖子上。
傅迪吉在书里提到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杀人这事儿，变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打仗了，而变成了一种管理手段。
张献忠把屠杀当成了政治工具，用来吓唬所有敢龇牙的人。
这下子，傅迪吉的处境就尴尬透顶了。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效忠的“大救星”，一步步变成了毫无底线的“活阎王”。
他亲眼瞅见起义军进了村子。
那里的百姓早就放弃了抵抗，跪在地上想投降。
按常理说，投降的人那是劳动力，是资源，得留着。
可在那一刻的张献忠部队眼里，这些人全是行走的“军功章”。
投降？
没用。
照样一刀砍了。
这种杀戮一旦开了头，就像刹车失灵一样停不下来。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成都。
在傅迪吉的回忆里，这座城那时候简直成了个巨型屠宰场。
大街上横七竖八全是死人，空气里闻不到一点烟火气，全是尸体腐烂的臭味。
死人堆成了山，血水把路面都给泡糟了。
最没天理的是，这种屠杀完全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要是为了镇压反抗，杀青壮年男人勉强还能用“军事需要”来洗地。
但傅迪吉看到的是，妇女、孩子，这些根本没啥威胁的人，死得最惨。
有的人被砍掉了手脚，有的人被逼着跪在血窝子里等死。
这不是打仗，这是泄愤，是人性里的恶一旦没了笼子，彻底放飞后的疯狂。
到了这步田地，摆在傅迪吉面前的，是第二个关乎生死的抉择。
是跑，还是留？
留下来，他那个“义子”的名头早就不好使了。
在杀红了眼的乱兵面前，哪有什么“自己人”，全是“待宰的肥羊”。
跑？
往哪儿跑？
普天之下全是战场，乱世之中哪有净土。
傅迪吉一咬牙，选了钻深山老林。
这步棋，是在绝路上硬抠出一线生机。
但他很快发现，山里的日子，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地狱。
在《五马先生纪年》里，这段逃亡经历写得特别克制，可每一个字都带着血。
他们逃进了一个靠山的小村子。
这儿虽然暂时躲开了大部队的屠刀，可没躲开死神。
头一个是追杀。
张献忠压根没打算放过这帮人，还是派人搜山。
老百姓只能像野兽一样，往林子深处钻。
再一个是断粮。
没吃的咋办？
啃草根，嚼树皮。
傅迪吉写道：“天天都有逃难的人活活饿死、病死。”
在这场大逃亡里，因为饿肚子和瘟疫死掉的人，保不齐比直接死在刀口下的还要多。
更让人寒心的是人性的崩塌。
傅迪吉记下了这么个场景：成群的老百姓被搜山的兵抓住了，押着去“刑场”。
这时候，人已经不算人了，跟牲口没两样。
老弱病残直接被宰了，还有点力气的壮劳力，就被强行抓壮丁，被迫加入这场杀戮的循环，去屠杀下一波老百姓。
傅迪吉每一天都是在提心吊胆中熬过来的。
“不知道明天在哪儿。
我们天天愁能不能活到大天亮，甚至有时候连一晚上都熬不过去，保不齐因为偷口吃的就被弄死了。”
留意这句话。
在饿疯了的情况下，杀人的不一定是官兵，也可能是身边同样饿绿了眼的难民。
这就是乱世最真实的底色：你的命，压根就不攥在自己手里。
回过头再看傅迪吉的这段遭遇。
从一个满怀憧憬的入伙者，变成一个绝望透顶的逃亡者，中间统共也没隔多长时间。
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倒霉事儿，而是那个时代所有普通人的缩影。
在张献忠屠川的这段历史里，咱们能瞅见两个层面的崩坏。
头一个层面，是掌权者的崩坏。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从头到尾也没完成从“流寇”到“朝廷”的转型。
他们只知道怎么砸烂旧摊子，却完全不懂怎么搭新架子。
一碰到难管的事儿，他们习惯性地选最简单粗暴的法子——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第二个层面，是老百姓生存逻辑的崩坏。
像傅迪吉这样的读书人，本以为靠着依附强者能换条活路。
但他算漏了一点：在一个没规矩、没底线的政权里，任何“依附”都是扯淡。
昨儿个还是座上宾，今儿个就是刀下鬼。
《五马先生纪年》之所以金贵，就是因为它把那些宏大叙事的面纱给扯了下来。
史书上往往只有一句“张献忠屠川”，剩下就是几个冷冰冰的数字。
但在傅迪吉的笔下，那是实实在在的断手断脚，是烂肉的臭味，是硬咽下去的草根，是每一个深夜里的瑟瑟发抖。
如果非要给这段历史加个注脚，那可能是：
在真正的乱世里，普通人最奢侈的愿望，压根不是飞黄腾达，而是能像个人一样，有尊严地死在自家的床上。
但这在当年的四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信息来源：
汪建中.残暴的张献忠疯狂屠川J.科学大观园, 2013(16):2.
胡昭曦.有关张献忠起义的新见资料——简介《五马先生纪年》J.四川图书馆学报, 19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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