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周德厚,今年六十五岁,退休前在县城中学教了一辈子书。

老伴走后第三个月,三个儿女突然变得无比"孝顺"——大儿子每周末带着补品来,二女儿天天打电话嘘寒问暖,小儿子甚至从深圳辞了工作搬回老家。

可他们嘴里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句话:"爸,趁身体还硬朗,把遗嘱立了吧。"

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儿子车里无意间看到一份房产评估报告,上面赫然写着我家那套老房子的地址——

我这才明白,这份"孝顺",到底值多少钱……

老伴叫赵玉珍,去年腊月初八走的。

她走得突然。头天晚上还在厨房剁饺子馅,嘴里念叨着过了腊八就该准备年货了,让我把阳台上晒的腊肉收进来。我说明天再收,她说你就是懒。我笑她啰嗦,她拿擀面杖朝我比划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她没起来。

我喊了两声没人应,走过去一摸,手是凉的。

医生说是脑溢血,走的时候没受罪。可我受罪了。那天之后,家里的灯一开就是一夜,我不敢关。关了灯屋子就太安静了,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每一下都像在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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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事办完,三个孩子各回各的生活。大儿子周建国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生意做得不大不小,够养活一家四口。二女儿周敏嫁到了隔壁市,在一家服装厂当会计,日子过得规规矩矩。小儿子周亮最出息,大学毕业去了深圳搞IT,一个月挣两万多。

头两个月,家里冷清得很。偶尔接到二女儿的电话,问我吃了没,身体怎么样。大儿子隔三差五让孙子来看我一趟,送点水果牛奶。小儿子在深圳忙,发了几条微信,说等过年回来看我。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白天还好,看看书、浇浇花、去公园走走。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满屋子都是赵玉珍的影子。她的拖鞋还摆在门口,她的围裙还挂在厨房,冰箱里还有她腌的半坛子咸菜。

变化是从第三个月开始的。

那天是个周六,上午十点多,大儿子周建国的车停在楼下。他拎着两盒冬虫夏草上来,一进门就笑嘻嘻的。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睡眠好不好?"

"还行,你怎么有空过来?店里不忙?"

"忙也得来看看您啊。"他把虫草放在桌上,"这个泡水喝,补气的。"

我看了一眼盒子上的价签——一千二。周建国这人平时花钱精着呢,给他老丈人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

坐下聊了一会儿,他话题一转:"爸,我跟您说个事儿。我有个朋友的爹,前阵子突然走了,没立遗嘱,家里三个孩子为了房子打官司,亲兄弟差点动了刀子。"

"嗯。"

"所以啊,我觉得咱家也得早做打算。您趁着身体好,把遗嘱的事想想?免得以后麻烦。"

我端着茶杯没说话。

"不是别的意思啊,"他赶紧补了一句,"主要是为了您好,也为了咱家和睦。"

我点点头:"行,我考虑考虑。"

他走了以后,我没太往心里去。建国这人说话直,心眼不坏,可能真就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第二天,二女儿周敏的电话来了。

"爸,您一个人在家要注意身体啊,别总吃剩菜,对胃不好。"

"知道了。"

"对了爸,我跟我大哥聊了聊,觉得您现在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也不方便。要不搬到我这来住?"

"不用,我住惯了。"

"那……爸,还有个事儿,我大哥说的那个遗嘱的事,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您想想,万一哪天——我不是咒您啊——万一有个什么事,没个遗嘱,到时候怎么分啊?"

一个星期之内,三个孩子都提了同样的事。小儿子周亮的电话是周三打来的,一开口也是遗嘱。

"爸,我在网上查了,现在公证遗嘱很方便,去公证处走个流程就行。要不我回去陪您办?"

我说不急。

"怎么不急呢?"他语气快了一些,"爸,早办早安心,您说是不是?"

我挂了电话,坐在阳台上抽了根烟。赵玉珍在的时候不让我抽,说闻着头疼。现在没人管了,偶尔抽一根,也不觉得有什么享受的。

烟抽到一半,我把它掐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是一个问题:你妈走了才三个月,你们这么急着让我立遗嘱,到底想干什么?

我有什么值得他们惦记的?

算了算,其实也不少。县城老房子一套,一百二十平,学区房,现在市价大概值一百五十万。还有赵玉珍名下的一套小公寓,四十多平,是她当年工厂集资建的,也值个四五十万。存折上有三十多万的存款,是我们两口子攒了一辈子的。

加起来,两百三十多万。

对我这种小县城退休教师来说,不算少了。

接下来的日子,三个孩子像商量好了一样,轮番上阵。

周建国是每周六来。每次来都带东西——虫草、燕窝、按摩仪、羊绒衫——出手大方得不像他平时的作风。但聊着聊着,话题总会绕到遗嘱上。

"爸,我跟律师朋友打听了,公证遗嘱最有法律效力。您要不找个时间,我带您去?"

"再说吧。"

"那您心里有数就行。这事儿不能拖,拖久了容易出问题。"

周敏的方式不一样。她不直接提遗嘱,而是旁敲侧击。

"爸,您那套小公寓还空着呢?多浪费啊,要不租出去?"

"嗯?"

"或者卖了也行。您想啊,那房子空在那里也是折旧,不如变成现金,放银行还有利息。到时候您想怎么分,方便。"

我听出来了。她是想让我把房子变现,好分。

小儿子周亮最"高效"。他从深圳辞了工作搬回来,说是要照顾我。一个月两万多的工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信吗?

他搬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收拾家里。把赵玉珍的旧衣服打包、把杂物间清理出来、把家里的存折和证件整理了一遍。

"爸,妈的那些衣服您留着也是伤心,我帮您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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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我拦住他。

"爸……"

"我说别动。"

他看了我一眼,放下了手里的袋子。

但过了两天,他换了个方式。

"爸,我帮您理了一下,妈名下那套公寓的房产证、您这套房子的土地使用证、还有存折,我都放在书房柜子第二层了。您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

"你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整理整理。万一您要用,也好找。"

我心里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但我没有发作。我一辈子教书,跟学生讲道理讲了四十年,最后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急着翻脸是最没用的。

真正让我心凉的事,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天周六,周建国又来了。他让我陪他下楼买菜,说想亲手给我做顿饭。我穿鞋的时候动作慢了些,他先下去在车里等。

我锁好门走到楼道,才想起来手机忘在家里了。折回去拿,路过他停在楼下的车时,驾驶座的车门开着,他不在车里——大概去旁边的小卖部买烟了。

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口敞着,露出几张纸。

我不是爱翻别人东西的人。但那个"房产评估报告"几个字太扎眼了,我想不注意都难。

我弯腰拿起来看了一眼。

封面写着:XX县城关镇和平路17号4栋502室房产价值评估报告。

那是我家的地址。

我翻开看了两页。委托方写的是:周建国。评估目的写的是:继承分割。

继承分割。

我老伴走了三个月,我还活着呢,他就已经在评估我的房子了。

我把报告放回去,关上车门,在楼道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三月的风从楼道里灌进来,带着早春泥土的腥味。楼下花坛里的迎春花开了几朵,黄灿灿的,赵玉珍要是在,肯定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

周建国拎着一袋青菜走过来:"爸,走吧,咱买鱼去。"

"好。"我站起来,跟着他往菜市场走。

一路上他说说笑笑,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到了鱼摊前,他问我想吃什么鱼。

"鲫鱼吧,炖汤喝。"

"行,鲫鱼汤好,养胃。"

我看着他蹲在鱼摊前挑鱼,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样子,忽然想起他小时候。那时候他才七八岁,放学回来在院子里蹲着看蚂蚁搬家,蹲了一个小时不动地方。赵玉珍说这孩子耐性好,以后做事能沉得住气。

她说对了。沉得住气。连给亲爹的房子做评估报告,都沉得住气。

从那天起,我不再只是觉得"三个孩子怎么这么急",而是开始认真地想这件事。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翻来覆去地想,想明白了三个心思。

第一个心思:怕"分少了"。

三个孩子,两套房子加三十多万存款。房子没法三个人均分,怎么分都有人觉得不公平。他们催我立遗嘱,与其说是为我好,不如说是想让我在清醒的时候把"怎么分"白纸黑字定下来——最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分法。

周建国盯着的是我住的这套老房子,学区房,值钱。周敏想要那套小公寓,离她上班近,接手就能租出去收钱。周亮辞了工作跑回来,是想用"贴身照顾"的方式在我这里占个先手——谁照顾老人最多,将来分遗产的时候谁就有更多话语权。

他们各有各的算盘,但都穿着"孝顺"的衣服。

第二个心思:怕"夜长梦多"。

我今年六十五,身体还算硬朗。但我老伴六十三就突然走了,这件事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如果我哪天糊涂了、病了、或者也突然走了,没有遗嘱,那就要按法定继承来分。三个孩子平分,谁也别想多拿。

可如果有遗嘱呢?遗嘱里写了谁多谁少,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他们急——急着在我头脑清楚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

第三个心思:怕"外人插手"。

这个"外人"是谁?是我可能再找的老伴。

赵玉珍走了以后,村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六十多岁的退休干部、五十多岁的丧偶妇女,说了好几个。我没答应,但这事传到了三个孩子耳朵里。

周建国第一个急了,旁敲侧击地问我:"爸,您可别信那些媒人的话,外面的人看上的是您的房子和存款。"

周敏更直接:"爸,您要是找了后老伴,那以后遗产怎么算?"

周亮什么也没说,但他辞了工作搬回来,不就是为了"看着"我吗?

他们怕我再婚。再婚了就有了新的法定继承人,两百多万的家产就不是他们三个人分了。

想通这三个心思之后,我有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不是气——到了我这个岁数,气大了伤身,不值当。是寒心。

教了一辈子书,讲了一辈子"百善孝为先",到头来自己的孩子在算计自己的家产。

可话说回来,我又不能完全怪他们。房子、钱,这些东西不会说谎,人心也架不住利益的考验。我当了一辈子老师,也见过不少为了分家产反目成仇的家庭,只是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

我决定做一件事。

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给三个孩子发了一条微信:周六中午来家里吃饭,人都到齐,有事要说。

赵玉珍的照片还挂在客厅墙上。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拍的,她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连衣裙,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玉珍,你看着吧。"我对着照片说。

周六中午十二点,三个孩子都到了。

周建国最先到,提了一箱牛奶。周敏从隔壁市赶过来,带了几袋我爱吃的绿豆糕。周亮就住在家里,前一天晚上还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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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是我做的。四菜一汤,没什么大菜,家常饭。红烧肉、清炒时蔬、西红柿炒蛋、糖醋排骨,再加一个紫菜蛋花汤。都是他们小时候爱吃的。

吃饭的时候气氛还不错,三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像小时候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样子。

吃完饭,我让周亮泡了壶茶,四个人坐在客厅。

"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我放下茶杯。

三个人同时看向我。

"遗嘱的事,我想好了。"

周建国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些。周敏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周亮的表情看不出什么变化,但他的脚在茶几底下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