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比较》：看日本和看中国|东京|中国|日本|比较|美国|雇佣制

文 / 陈炜（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

《比较》主编和编委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资产不是他们的理论和知识，因为这些都可能过时，而是一种思想传承：将个人命运置于更大的集体命运之下观照的视野，以及致力于推动集体性的制度变革以改善集体和个人命运的理想与胸怀。”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橘子无核

《比较》在出版界一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圈中，从包括吴敬琏老先生在内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学术和智库领域的学者，都对《比较》另眼相看。在一个商业出版机构中，《比较》如何保持学术出版的独立性、前沿性，还真的是一个可以仔细观察的例子。

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比较”的研究方法论，更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我所理解的比较制度研究，简单说应当是“在他人的制度轨迹里，照见自身发展的约束与可能”。

年末岁初，我们特意邀请《比较》的副主编吴素萍老师作了一次交流。她有一段话让我们在现场的编辑团队很受触动：

“《比较》主编和编委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资产不是他们的理论和知识，因为这些都可能过时，而是一种思想传承：将个人命运置于更大的集体命运之下观照的视野，以及致力于推动集体性的制度变革以改善集体和个人命运的理想与胸怀。”

01《比较》的方法论

这阵子重温了《比较》早年出的一本书《繁荣与停滞》，对于中日经济的比较，我们必须怀有学者的审慎，也保有出版人的敏锐。因为，比较本身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在差异中看到可能的路径。

书中，伊藤隆敏与星岳雄两位作者（一位曾任日本财务省副大臣，一位是东京大学教授），用政学两栖的视角，全景式地复盘了日本从战后废墟到经济奇迹，再到泡沫破裂与长期停滞的完整历程。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经济史，而是一部关于“制度如何成就繁荣，又如何制造停滞”的启示录。

这些年的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中，日本一直是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议题。如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增长”向“结构调整”过渡的窗口期，中国经济学界曾掀起一股“日本热”。彼时，中国的人均GDP刚刚突破2000美元，城镇化率快速攀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如日中天，但结构性矛盾也已初现端倪。学者们急切地想从日本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一个后发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速增长之后如何转型？资产泡沫如何防范？那场讨论虽然热烈，却多少带着“取经”的心态，仿佛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如今，当我们重读《繁荣与停滞》，会发现比较分析的价值不在于预测，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复杂经济现象的框架。日本不是中国的未来，但日本的故事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自己可能面临的抉择。

02历史的分析视角

《繁荣与停滞》很生动地揭示出“同一套制度如何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制度密码——终身雇佣制、主银行制、产业政策、出口导向——在高速增长期是效率的源泉，在转型期却成为创新的枷锁。

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在书中被剖析得淋漓尽致。1955年至1973年，日本制造业年均增速高达18.2%，终身雇佣制培育了忠诚而熟练的产业工人，主银行制确保了企业投资的长期资金供给，通产省的产业政策精准地引导资源流向战略产业。这套“1940年体制”的遗传密码，让日本在二十年间从战败国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东京火车站一侧，丸之内商务区高楼林立

然而，当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这套制度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1980年代，面对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日本企业本应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但主银行制下的监管宽容让“僵尸企业”得以存活；终身雇佣制阻碍了劳动力向新兴产业流动；产业政策的惯性将资源继续导向已失去竞争力的传统制造业。当泡沫破裂，这些曾经的优势变成了沉重的包袱。1998年，日本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8.4%，“失去的二十年”由此开启。

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制度悖论，对我们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我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刚性兑付、房地产土地财政，在特定发展阶段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些制度安排的改革滞后已成为风险积累的根源。比较分析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看清：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与发展阶段是否匹配的问题。

03独特的我们

每当提及日本经验，总会有人质疑：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体制独特，日本的小国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我们看到，日本在1950~60年代依托高储蓄率、政府主导投资、低人力成本与出口导向制造业实现的“经济奇迹”，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路径惊人地相似。两国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型，都采取了“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都面临过外部贸易摩擦和汇率升值压力。

当然，中日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保护，因此在贸易摩擦中缺乏对等博弈的筹码；中国拥有完整的国防主权和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是在美国压力下的被动选择，中国的金融开放则更多出于主动的战略考量。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导致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衰退长期化，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

这些差异恰恰说明了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存在差异，日本的教训才更值得警惕，日本的经验才更需要甄别。比如，日本在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监管滞后于创新，放任信贷涌入股市楼市，最终酿成了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这一教训对中国当前的金融开放具有直接的警示意义：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宏观审慎监管同步强化，效率与稳定的平衡是永恒的课题。

04资本与技术的双刃剑

日本经济转型的历程，本质上是资本与技术关系重构的过程。在高速增长期，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在转型期，资本的过度积累反而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

1950~1970年代，日本通过高储蓄率、压低消费、引导投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当日本进入技术前沿地带，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半导体、计算机等新兴产业领域本有机会引领全球，但主银行制下的金融资本更倾向于支持传统制造业的产能扩张，而非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终身雇佣制下的企业管理层趋于保守，缺乏硅谷式的创业精神。当泡沫经济破裂，大量资本沉淀在房地产和不良债权中，技术创新所需的金融支持更加捉襟见肘。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对比：日本在1980年代的研发投入强度并不低，但研发成果的产业化率远低于美国。这说明，仅有资本投入和技术积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容忍的金融体系、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试错的企业文化。

对中国而言，我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研发投入强度已超过2.5%，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卡脖子”困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资本或技术的绝对量，而在于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方式。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否支持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否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企业文化能否容忍失败？这些都是日本经验留给我们的思考题。

05失去与得到的教训

“日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是《繁荣与停滞》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日本失去的是高速增长的荣光，是“日本第一”的自信，是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1990年至2010年，日本名义GDP几乎零增长，资产价格暴跌，企业投资萎缩，消费长期低迷。更深层的是，日本失去了制度变革的窗口期。当问题初现时，政府和社会的反应是拖延和掩饰，希望时间能解决问题。结果，小问题累积成大危机，改革成本呈指数级上升。

但日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它得到了社会稳定——尽管经济增长停滞，但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贫富差距没有扩大，社会治安良好。它得到了环境改善——泡沫破裂后，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收缩，空气质量、水质明显改善。它得到了技术深耕——在机器人、新材料、精密制造等领域，日本企业仍然保持全球领先。它得到了债务可持续性的管理经验——尽管政府债务率高达GDP的260%，但通过国内资金持有、央行购债及经常账户盈余，避免了债务危机。

这些“得到”对中国具有复杂的启示意义。如果转型不可避免，能否在阵痛中保持社会稳定？能否在增速放缓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能否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维护金融稳定？日本的经验表明，停滞不一定是灾难，关键在于停滞期间做了什么。

站在2025年的门槛上回望，当年关于日本经验的讨论，其意义愈发清晰。那不仅是一场学术探讨，更是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集体反思。

《繁荣与停滞》的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周期、结构转型、制度变迁、人口变化，这些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应对方式可以选择。中国经济的星辰大海，不在于复制任何国家的路径，而在于走好自己的路。

比较经济制度研究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所以——“比较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在差异中看到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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