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除夕夜，农历丙辰龙年将尽，北京中的海一带格外安静。夜深之后，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传来，声音并不大，却在冷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楚。中南海丰泽园里，83岁的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已经很难独自起身。屋里灯光不亮不暗，警卫员走路都刻意放轻脚步，生怕惊动他。就在这年夜将近的时刻，他缓缓开口：“新年了，你们也弄一点鞭炮来，我不过年，你们这一大帮子人还是要过年的。”话音不高，却让在场的人心里一颤。
这句略显平常的话，在当时的情境里却有另一层重量。按惯例，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身边人不敢张罗什么热闹，连门口都显得比往年冷清。谁想到，这位一辈子把节俭挂在嘴边、把革命当成头等大事的人，会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除夕，主动提起“鞭炮”这样的年俗。有人悄悄抬手抹了下眼角，没敢作声，只匆匆去准备。等院子里“噼里啪啦”的响声一串串炸开时，周福明注意到，病榻上的老人露出了久违的笑意，不由得在心里叹了一句：“这个除夕夜，主席过得真是开心。”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这一幕单独拎出来看，似乎只是普通老人在年关时的一点念想。然而，把时间往前推半个世纪，再把视线从北京移到湘乡、井冈山、瑞金、延安，会发现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过年的样子，竟然像一条线，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悄悄串在了一起。
一、乡村少年：书本与鞭炮之间的年味
19世纪末的湖南乡村，冬天来得总是有点急。毛泽东1893年出生在湘潭韶山冲的一户农家，等他记事时，清朝已是风雨飘摇，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印象更深的往往不是天下大势，而是年关将近时屋檐下挂着的腊肉、厨房里飘出的蒸糕香味。那时候的湖南人过年讲究多，腊月二十四以后，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杀年猪、打糍粑、贴门神、写春联，等到除夕夜，再点上“开门炮”，算是向新的一年打了个招呼。
在这样的年味里，毛泽东却渐渐养成了一个挺特别的习惯——趁着农忙停了手头活，拿出书来看。1915年2月24日，他给表兄文运昌写过一张还书便条；1916年1月28日，又托萧子升帮忙借书。这两个日期，都在农历春节前后，说明那几年，他习惯在这段相对清闲的时间补课。对年轻的他来说，一边是乡村过年的热闹，一边是书里各色人物的命运，两种世界同时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漫无目的地看闲书。后来回忆这些阅读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小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种地农民这一角色，主角永远都是文人学士、高官勇士”。这句话很短，却透露出他当时的困惑：舞台上永远是名士豪杰，田间地头那些真实存在的人，却像被人刻意忽略。试想一下，一个出身农家的青年，越读越觉得不对劲，心里难免要问：为什么书里看不到我们？为什么农民只能在现实中吃苦，在故事里却连名字都没有？
正是这种不对劲，让他在春节这样的“合家团聚、讲吉祥话”的时节，开始思考另一件事：中国这么大，将来会走到哪一步？过年的热闹当然让人开心，但热闹过去之后，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日子，依旧摆在那里。也正是在这些安静的节日夜晚，他的视线从韶山的小院，慢慢投向更远的地方。
二、硝烟中的年夜饭：鞭炮换成枪炮声
时间往前推到1927年，中国的局势完全变了样。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大肆屠杀革命者。那年秋天，34岁的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此后十年，他的许多春节都是在枪声中度过的。有时顾不上吃一顿像样的年夜饭，有时连今天是几号都得扳着手指头算。
1929年农历除夕，是一段被不少史料反复提及的回忆。那年2月9日，毛泽东带着红四军行军来到江西大柏地一带。部队一路转战，正防着赣军刘士毅部队的追击，没人顾得上翻日历。直到进了村，看见家家户户门口挂灯、屋内准备丰盛饭菜，战士们才意识到：今天是除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节日提示”，毛泽东并没有一味命令加紧行军。他打量了一圈村庄，又看了看身边这些风餐露宿的战士，下了个很接地气的决定：趁敌军还没追上来，向当地群众借一些粮食和菜，让大家好好吃一顿年夜饭。这“借”字用得很谨慎，他要求红四军按连队分组，凡是拿群众的东西，都必须过秤算价、打好欠条，记账清楚。
这顿年夜饭没有山珍海味，顶多是比平日多几个热菜、多一点油水。但在连日转战、紧张备战的情况下，这点温度就够让人心里一暖。吃饭时，他也没有摆什么领袖架子，照样跟战士们坐在一起，喝着粗糙的米酒、夹着简单的菜，兴致一上来，还笑着说：“大家过个好年，吃饱了，明天打国民党的刘士毅！”这句话不算多么豪言壮语，却像一句朴素的军令。第二天一早，红四军果然在战斗中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敌军损失惨重。
有意思的是，这顿“借来的年夜饭”并没有被遗忘。同年5月，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部队把当初立下的欠条一一兑现，按价还清。不少当地老人后来回忆起那年的除夕，都说红军“吃得明明白白，走得干干净净”。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记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很罕见的。
1930年春节，红军打下广昌之后，也在当地过年。那次他看着战士们压着缴获的物资进城，心情格外轻松，忍不住说了一句：“在广昌过年好哇，会好运连连的。”这句半带俏皮的话，其实折射出当时红军形势的微妙变化：从连年被围追堵截，到能在一个县城里过个像样的年，哪怕只是短暂的喘息，也足以令人振奋。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环境急转直下。1934年初，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形势一再恶化。那年的春节，他难得有一段短暂的家庭团聚时间，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却也笼罩在沉重的氛围中。不到一年，中央红军就踏上长征路。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年夜饭就是行军途中一锅煮的粗粮，鞭炮声被枪炮轰鸣取代。对很多战士来说，“今天是除夕”的提示，有时只是炊事员一句平淡的提醒：“同志们，吃口热的，算是过年。”
不得不说，在这些枪林弹雨中的春节，毛泽东对“过年”这件事的理解已经悄悄发生变化。比起在家贴春联、放鞭炮，更重要的是让战士们哪怕只在一个晚上，感到自己不是一群孤零零的兵，而是一支有纪律、有希望的队伍。哪怕只有一顿稍微像样点的年夜饭，也能让人相信，日子终归会越过越好。
三、建国之后：从群众中来的年味
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战火渐渐远去。毛泽东从长期的战时状态，转入繁重的建国工作。春晚、彩灯、城市广场上的焰火，这些后来人熟悉的场景，在五十年代初还远未形成规模，但年关将近时，城市和乡村一样，开始恢复一种久违的喜庆气息。
相比战争年代，他的生活条件无疑改善很多。中南海的年夜饭不缺菜、不缺肉，但他对待春节的态度并没有变得铺张。别人替他安排时，他往往强调两点：一是别搞得太隆重，二是尽量多和群众来往。很多年份，他要么在书房读书、写东西，要么接见来京的基层代表，要么和家人简单吃顿饭。就算菜色比当年在山沟里丰富了许多，他仍然习惯性地多次叮嘱：要节约，不能浪费。
一些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每到春节前，除了安排日常警卫工作外，还要根据他的身体和工作状态决定是否安排会见。一旦他点头，很多基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都有机会在年节前后见到他。这种安排不能说完全是“过年活动”，但无形当中，也把传统节日和新中国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对许多来自农村、工厂的普通人来说，在春节前进北京，能见上“毛主席一面”，成了这辈子最难忘的年事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过年的风俗也在慢慢变化。有些地方提倡“移风易俗”，减少封建迷信成分，号召大家简办婚丧喜庆。但在节俭和喜庆之间，他并不主张把年味完全压下去。该贴春联的照贴，该走亲戚的照样走，很多时候只是把铺张浪费的做法减掉，而不是把节日气氛一刀切掉。他曾多次强调，一切都要从群众习惯出发，从群众生活出发，不能为了“新风”而硬伤人情味。
家里过年也不算热闹铺张。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如果把菜做得太多，反而要挨批评。年夜饭的桌上往往就是几道家常菜，有时他心情不错，还会主动让工作人员一起上桌。有人不好意思，他反而笑着说：“你们一年在我身边忙活，也要过年嘛。”这种自然的态度，让“领袖”和“家常”两个看似遥远的词，在春节这一天不太违和地放在了同一张桌上。
不过，自从进入七十年代，尤其是1970年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每况愈下。心肺功能减弱，视力听力衰退，行动越来越困难。孩子们因为工作和环境等原因，不能常年守在身边，多数春节，他主要的陪伴者就是身边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节日里的笑声少了，医生、护士进出的脚步声多了。对一个习惯了长年奔走、到处调查研究的人来说，被病床束缚住，无疑是一件很难习惯的事。
四、1976年的鞭炮声：一句话里的分量
1976年农历除夕是2月7日。这一年，从年初开始，全国上下就笼罩在一种说不清的紧张和不安之中。对中南海里的那个病房来说，这种气氛更加明显。那天傍晚，工作人员照例给毛泽东端来年夜饭，饭菜不算多，也谈不上特别丰盛，考虑到他的身体，大多是容易消化的软食。由于咀嚼困难，他已经很难像年轻时那样大口吃饭，需要人一勺一勺喂。
吃完饭，他照旧要在别人搀扶下走一走，算是消食。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一停，稍微喘口气。有警卫员轻声提醒：“主席，今天是除夕，外面放鞭炮的多。”他听了，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眼神稍微有些变化。回到床上不久，屋外传来的爆竹声渐多，从四面八方断断续续传进来，把这片本来沉静的院落衬得有点寂寥。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叫身边的警卫员过来，用不算高却很清晰的声音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话：“新年了，你们也弄一点鞭炮来，我不过年，你们这一大帮子人还是要过年的。”这句话看似是随口一说，但细想之下，意味颇深。一方面，他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会因为放几挂鞭炮就多出几分喜庆，却还是愿意顺着传统节日的习惯，让屋里屋外有点“像过年”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强调的不是“自己要放鞭炮”，而是“你们这一大帮子人也要过年”。
周福明后来回忆，当时屋里所有人的反应几乎一样：嘴上答应着“好，好”，动作却有些慌乱。有人赶紧往外走，去与有关方面协调买鞭炮，有人留在屋里留意他的呼吸和神情。没过多久，院子里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虽然数量不多，间隔也较大，但在那个特定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周福明偷偷看了一眼，只见毛泽东的眼睛望向窗外，目光并不锐利，却带着一种难得放松的神色。嘴角缓缓上扬，露出一丝浅笑。这笑容不夸张、不外露，却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心里五味杂陈。有人在心中想：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听一挂鞭炮，这世事变化得也太快了。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将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夜。从1929年大柏地借粮过年，到1976年在中南海听鞭炮声入耳，这中间整整跨越了四十多个春秋。战火、建国、风雨、荣光，都在这个跨度里轮番登场。到最后，留在记忆中的，却是一个老人静静躺着，叮嘱身边人“也要过年”的细节。
同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周岁，按虚岁计算是83岁。自此，一代领袖长眠于首都。后来每当提到1976年这个春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免不了生出悔意：那天为什么没多待一会？为什么没想办法让氛围热闹一点？不过，历史不会倒流，那一晚鞭炮声中的微笑，只能留在各自的回忆深处。
回过头看，他一生中过过许多种春节：少年时在书本和鞭炮声之间来回切换；青年时在战场和村庄里奔走，靠借粮给战士们凑一桌年夜饭；新中国成立后，在简朴的餐桌前与家人、干部、群众代表共同守岁；到晚年，躺在病榻上，仅凭耳边的几串爆竹声，来确认外面的世界还在按节令轮转。
有些人喜欢从宏大叙事里寻找历史的线索，而这段关于“放不放鞭炮”的小插曲，却让人看到另一面——在时代巨变之间，一个人如何在节日里坚持节俭，又尽力保留一点属于普通中国人的过年习惯；在身体衰弱到极点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替别人着想，让警卫员、工作人员也能在职责之外感到自己“过了个年”。这份念头不算惊天动地，却让人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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