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电话铃声，对大多数人意味着惊醒与不安，对老周来说，却只是又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不是时间，更像是一段旅程的倒计时。他轻手轻脚起身，尽量不吵醒熟睡的家人，这个动作重复了二十三年，熟练得像呼吸。
很多人不知道，开灵车和开普通车，完全是两码事。
不是有驾照就能干。你得先去考个特殊车辆驾驶许可，然后老老实实坐进教室，听够八十个课时的殡葬服务培训。怎么抬担架能让逝者平稳，怎么消毒防护才算到位，甚至怎么跟悲痛到失神的家属说第一句话，都有讲究。老周说，夏天车厢里闷得像蒸笼，手套口罩也绝不能摘，汗流进眼睛里，也只能眨眨眼。这不是仪式，是规矩，是对两个世界的尊重。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们那个“特殊习惯”——跟车上的人说话。
“咱们马上到了，路有点颠，您多担待。”
“今天天气不错，有太阳。”
外人听着或许觉得后背发凉，甚至有点诡异。但心理学研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这其实是一种聪明的自我保护。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芳教授解释，这种单向的、仪式化的对话，像一道柔软的心理屏障。它既是在安抚可能存在的“倾听者”，更是在告诉司机自己：我正在完成一项庄严的工作，我与我的乘客，有着清晰的职业边界。这不是迷信，是人在极端情境下，为自己找到的一种温和的、体面的应对方式。把对方当个“人”来对话，恰恰能防止自己被巨大的虚无感吞噬。
但再坚固的屏障，也有被击穿的时候。
老周最怕接到孩子的单子。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冷冰冰地写着每年约五万儿童非正常死亡，但落到具体一个人、一个家庭身上，就是天塌地陷。他至今忘不了那个溺水的小女孩，那么小，那么安静。接完那一趟回来，这个跑了二十多年夜路的老司机，第一次主动走进了单位的心理咨询室。他说，不是怕，是心里堵得慌，需要有个地方把那块石头搬开。现在他们单位有了规定，处理完类似的特殊案例，心理疏导是必须的流程。这不是福利，是刚需。
这个行业正在悄悄变化。全国十万同行，平均年龄四十五岁，听着是个“老行业”，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来了。上海殡葬服务中心能给出八千到一万五的月薪，还有清晰的晋升通道，对不少寻求稳定和意义的年轻人来说，有了吸引力。这工作当然谈不上光鲜，但它直白地告诉你意义何在——你是在护送一个人走完他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程。
老周带过十二个徒弟，留下了七个。留下的，都记住了那些不成文的行规：车速永远压着四十码以下，哪怕深夜空无一人的马路；路线会下意识地避开学校、医院，绕点远路心里才踏实；到了清明、冬至这些日子，不用通知，整个车队凌晨四点就已经整装待命。这些规矩没写在任何手册里，却刻在每一个从业者的职业本能里。徒弟小王说，去年冬至那天，他看着师傅们默默检查车辆，那种肃穆，比任何誓师大会都更有力量。
干这行久了，人对生活的看法会变。南京大学的研究说，常接触死亡的人，往往活得更通透。老周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他只有最朴实的行动：每次完成一趟接送，深更半夜回到家，不管多累，他总要先去卧室看看熟睡的孩子，轻轻抱一下鼾声正浓的妻子。那个拥抱很轻，却比什么都踏实。
他们的车，总行驶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车厢后面，是一个家庭的至暗时刻；方向盘前面，是一个普通人恪尽职守的平静面容。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多，但每一个动作都在表达：别怕，这段最难的路，我开得稳一点。他们运送的是冰冷的终结，守护的，却是生者心里最后一点关于体面和尊严的温度。
这工作，是黑夜里的摆渡。渡的是人，安的，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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