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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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全名何兴国，58岁，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他的工具间在B2层，三平米，堆着拖把、消毒水和一摞摞垃圾袋。天花板漏水，墙角放着个红色塑料盆，滴答声很烦人。

"物业说了半年修，还没来。"老何指着那盆浑水，"上个月我滑了一跤，没敢报工伤，怕丢活。"

每天早上七点半，老何推着垃圾车从货梯上来。先收各楼层垃圾桶，再拖走廊，最后处理卫生间。男厕随时进，女厕他只在下午五点半后打扫——2014年他刚来时自己定的规矩。

"第一天上班，我拎着拖把往女厕走，里头有人喊'有人'，我吓得差点把桶扔了。"老何说起这事会笑，眼角挤出很深的纹，"后来想，里头那小姑娘上厕所，门口站个男的多别扭。我就跟主管说，女厕等我下班后再弄。"

主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当时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第二天排班表上女厕白天换成了女同事。老何的月工资当时是2800块，现在涨到3500。女厕那部分算义务加班，没有额外补贴。

"等人耗时间，活儿干不完。"老何从口袋里摸出烟盒，点了根烟，"回去老伴还等着吃饭。但习惯了，改不了。"

下午五点的写字楼像退潮。老何站在17层女厕门口，背着手，看墙上电子钟跳到17:30。里头传来冲水声、洗手声，最后高跟鞋敲着地砖走远。他又多等了五分钟，才推门进去。

"有回周五，六点多了还亮着灯。"老何回忆，"我没催，就坐走廊椅子上等。后来出来个小姑娘，吓了一跳，说'师傅您怎么还在'。我说'没事，您忙您的'。她第二天带了杯豆浆给我，热的。"

这种等待发生过多少次？老何摆摆手说记不清了。十年，按250个工作日算，大约2500次。他白天从不进女厕，即使疫情期间女保洁隔离，他也只是站在门口递工具，让楼里的女行政自己喷消毒水。

"也有人说我矫情，"老何掐了烟，"但干这行，不就是图个得劲儿？你尊重人家，人家也不为难你。去年我老伴住院，楼里几个白领凑了三千块钱给我，我不要，她们硬塞。"

他的工作手册上，女厕检查项只有三项：镜面、纸篓、地面水渍。老何给自己加了第四项：确认隔间门全部敞开，证明无人。十年里，他没跟人红过脸。

下午五点十五分，老何开始收拾工具，把"正在清洁"的黄色立牌擦得干干净净。五点二十八分，他站在女厕门口，看秒针走动。五点三十五分，他戴上橡胶手套，动作很快，拖地、换垃圾袋、擦镜子。七点前必须干完，因为晚班保安要锁货梯。

"其实现在写字楼都有监控，清清白白的，"老何拧干拖把，水溅到他裤腿上，"但规矩养成了，改不掉。再说，等人走光了干活，心静。"

老何很少跟人提这十年有没有觉得委屈。有回冬天，他等到六点半，手都冻僵了。但出来那人跟他说"师傅辛苦了"，他就不觉得委屈了。

走廊灯一盏盏熄灭，老何推着垃圾车走向货梯。他忽然停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又点了根烟。

"物业费又涨了，"他吐出一口烟，"工资不涨，活儿还多了。上周让我擦玻璃，我说合同里没写，主管说'你不干有人干'。你说，这活儿还能干几年？"

货梯门开了，他掐了烟进去。电梯下行的轰隆声在走廊里响了很久。工具间在B2，他要先放车，再骑二十分钟的电动车回家。老伴做了饭，在等。

创作说明：

本文人物为虚构，细节参考《中国青年报》2023年保洁员调查及2024年行业薪资报告。文中"物业费上涨""合同外劳动"等情节，反映一线城市保洁员普遍面临的劳动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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