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3岁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被处决，他的双脚被砍掉，衣服也被扒光，只剩下血肉模糊的躯体，高高的挂在半空中，但周围群众还不解气，继续往他身上吐口水。
1958年7月14日清晨，巴格达，一具年轻男性尸体被吊在广场中央的铁柱上，双脚已被切断，血肉斑驳，衣物早被剥光，只剩下一团惨不忍睹的肉块。
人群却异常安静，像在排队，那不是默哀——是一次有序的发泄：每个人都要吐上一口，甚至有人拾起石头，带着余怒砸向那已经毫无知觉的身体。
有人嘶吼着他的名字，不是悼念，而是要验证他是真的死了。
那是伊拉克的国王，费萨尔二世，年仅23岁。
一个23岁的年轻人，此生未曾掌权，也毫无屠民记录，究竟做了什么，要这样惨烈地死去？
费萨尔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权力游戏里的棋子，他的父亲加齐一世，在1939年一场充满疑点的车祸后猝然去世，当时的费萨尔只有4岁。
他成为挂名的君主，由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代为执政，表面上是保护，实质上是控制。
小国王的一切行为被围绕在一种“温顺”的模型之中：沉默、服从、有礼。
他曾被送到英国哈罗公学，与当地官宦子弟一同受教育，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文明熏陶，但从头到尾，他从未接受过属于这片土地的“中东政治现实训练”。
一个身处炮火边缘地带的国家领导人，却连如何与美苏外交交锋都不懂。
那些在伊拉克街头活下来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清洁水喝、没有饭吃，而他们的国王在英国吃着英式早餐、读着莎士比亚，准备好回国当一位“改革者”。
他回来时，世界已经变了，不是他们等不起，是他根本赶不上。
战争留下的创伤没有愈合，石油的利益又迅速将伊拉克变成了一口被西方资本吸食的井。
经济上，一切利润几乎都流入英国公司和伊拉克本地的少数寡头手中，农村一贫如洗，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将城市青年逼入街头。
政治上，费萨尔所在的哈希姆王朝认认真真当了几十年“亲英代理人”，甚至在1955年还签署了英国推动下的《巴格达条约》，直接成为西方在中东的前哨，被众多阿拉伯国家视为“叛徒”。
民众的怒火就像压了几十年的锅盖，安静是暂时的，剧烈是注定的。
1958年7月，一场动乱在悄无声息间爆发，以少校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悄悄完成了部署。
这群军人原本应奉命换防前往支援兄弟国家约旦，结果途中调头，兵临首都。
没人向他们开火，没有反抗，没有警报，所有监控系统、无线电设备像被一只隐藏的手提前安排了沉默。
他们先占领了广播电台，只播放一句话：“君主制已经终结，伊拉克共和国成立。”
短短十几个字，如地震震中爆裂，瞬间吞没了整座城市的旧权力逻辑。
与此同时，王宫陷入一片混乱。费萨尔甚至没来得及换下睡衣就被押了出来。
他试图协商、想要退位保命，还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历史记下的话：“只要能保住家人的性命，我可以消失。”
但他没有得到回应，这不是清算，这是清除。
费萨尔和他的叔叔摄政王，在宫廷花园被近距离处决，子弹穿透身体的瞬间，他们的时代便正式结束。
不过，他们的死亡不过是序章，真正的“处决”在尸体冷却之后开始。
士兵们将尸体拖出来，砍掉双脚，在市中心示众，剥光衣物，只剩下一具躯壳，然后，押送到广场，挂在灯柱上——让人民“亲自动手”。
现场照片在几天后流出，欧洲人震惊，阿拉伯世界轰动。
有人说，这样的结局恐怕连他父亲都不曾料到，但费萨尔真实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死亡的资格”，而是“能不能承受他所象征的意义”。
他并非暴君，但他恰恰是那个时代最显眼的旧秩序象征，他生来背着王冠，却不知道王冠的每一寸重都是民怨、失败、殖民合作与压迫秩序集结的结晶。
普通人并不知道谁决定收割他们的生命，也不知道是谁把国家卖给外国，谁把矿产让出去，谁签署了那份连字眼都羞耻的条约。
他们知道的是：这个满手钻戒的年轻人，这个住在皇宫、身边总有军队警卫、连出行都大张旗鼓的国王，是他们仇恨最集中的符号。
这起政变最终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共和国并没有带来秩序。
卡塞姆几年后也被政变推翻，之后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接踵而至，从巴克尔到萨达姆，一个比一个冷酷，一个比一个擅长维稳。
军人掀桌的方式，是拿着枪决定谈判；而谈不拢，就是新的轮回。
1958年的流血，只是潘多拉盒子打开的第一声沉响。
有人总结费萨尔短暂一生，说他“不坏，但无能”，他没有强大到能改变体制，也不狠到能够吓退敌人，他是那个站在权力浪潮顶端却根本不懂游泳的人。
生于帝王之家，被命运推上舞台，他从未真正拥有一次选择，甚至死的方式，也比别人多几分屈辱。
这场悲剧究竟值不值得？从现实来看，人民要一个结局，不一定要一个答案。
即使事到如今，没人会否认政变铲除了颓废的王朝，但也越来越清楚：长期没有反对派、只有军人为首的政权，是更危险的长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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