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年仅十六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当时，从匈奴投降汉朝的人处得知，匈奴攻破月氏，把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杯子，与匈奴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月氏人不得不远逃他乡。汉朝决定联合月氏人共同攻打匈奴，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招募通使月氏的人，汉中人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应募。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队从长安北部的甘泉宫出发，出使西域，这是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十多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历经重重磨难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禀报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其中特别提及他在约公元前129年访问大夏时遇到的一件奇特之事：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原来，张骞在大夏期间，见到了产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与布料，这让身为蜀人的张骞十分惊讶。经询问，大夏人告诉张骞，这是他们从数千里之外的身毒（即古印度）买来的，而身毒的蜀物，据张猜测，则是从中国的西南直接进入的，也就是说，汉地和大夏之间，除了张骞经西域凿空的道路（称为“张骞道”）之外，当存在当时汉人所未知的经身毒之“身毒道”。这就说明，虽然大夏距离汉地（中国）有万里之遥，但是从汉地西南经身毒可能是存在交通路线的，如果开通这条线路，就可以避开沙漠之地的危险和匈奴人的骚扰，距离上还缩短了不少。武帝听后，“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今四川宜宾）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然而，这些西南夷，“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汉使受阻于昆明国（今云南大理一带），甚至被杀，致使这次外交行为以失败而告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武帝灭亡中国岭南地区的南越国政权，西南夷诸国都震恐，纷纷请求汉朝为他们设置官吏和入朝拜见汉天子。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蜀兵前往讨滇，滇王恐，请降，武帝即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印，使治其部族。汉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等郡，使其相连，打通通往大夏的道路，一年内又派遣使者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批，从上述新设的郡出发，前往大夏：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
然而，这次出访同样在昆明国中断，使者亦再次被杀，汉使最终也还是没能通过这条道路抵达大夏。于是汉朝调遣大军去攻打昆明国，杀死并俘获数万人之后就离开了当地。此后，汉朝又多次派出使者，到了昆明国又遭抢杀，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沟通大夏的目的。上述记载，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亦有详述：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所谓“邛竹杖”，即筇竹杖，因产于蜀地的古邛都国而得名。筇，邛地所产之竹也。中国现今存世最早的竹谱类著作晋戴凯之《竹谱》曰：
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磥砢不凡，状若人功。岂必蜀壤，亦产余邦。一曰扶老，名实县同。筇竹，高节实中，状若人刻，为杖之极。《广志》云：“出南广邛都县。”然则邛是地名，犹高梁堇。《张骞传》云：“于大夏见之，出身毒国。始感邛杖，终开越嶲。”越嶲则古身毒也。张孟阳云：“邛竹出兴古盘江县。”《山海经》谓之扶竹，生寻伏山，去洞庭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黄图》云“华林园有扶老三株”，如此则非一处，赋者不得专为蜀地之生也。《礼记》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者，扶老之器也。此竹实既固，杖又名扶老，故曰：名实县同也。
蜀地，狭义所指，是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蜀郡（今成都周边）；广义所指，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周边地带（即今四川省大部），最北可达秦岭南麓的汉中，最南则是与云南相接的古邛都国。汉武帝征西南夷之后，以邛都为越嶲郡（即今西昌），而筇竹即产出于此周边地带。筇竹之名，正是得自邛都地名，但其实周边其他地区也有产出。筇竹是世界上独特的竹种，主要特征是节大，乃所有竹类中最适合制作竹杖的，有“杖之极”之誉，自古不仅受到文人的追捧，还成为佛教绘画中重要的母题，有一定的神圣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国际贸易，当以奇珍异宝和重要特产为主。大夏人进口的所谓“蜀布”，可能就是西汉时蜀地所出的一种被称为“黄润细布”的名贵布料。《华阳国志·蜀志》记蜀郡“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按：大竹筒）盛”；西晋左思《蜀都赋》言成都集市繁华，“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其中就有“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和“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唐李善注：“司马相如《凡将篇》曰‘黄润纤美宜制’，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褝，单衣也，“一端数金”，说明此布在汉代就比较名贵。这种细布，用大竹筒装，十分轻便，因其纤美、透气，比较适合用来制作单衣，这些特征最适合燥热的印度和中亚地带，故而身毒、大夏从蜀地进口这种布料，用于贵族阶层穿着，当可理解。
然而，竹杖呢？大夏到身毒，路途远不说，还多隔大山大川，如横亘南北长约1600千米、平均海拔约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还有让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却步的印度河，大夏人却不辞辛劳从身毒购买从万里之外运来的中国蜀地出产的筇竹杖，若非此杖有特别之用途或象征意义，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更何况，大夏与蜀地之间沿途经过面积广大的印度和缅甸，本身就盛产竹子，中国西南和印度之间，有大山大河（如横断山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独龙江等）并聚奔流，横断东西，身毒人又为何要不惜经历艰难险阻，到中国蜀地贩卖只不过是竹子做成的手杖？
张骞在大夏见到的筇竹杖，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本文原载于《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中华书局1912”（作者：谈晟广），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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