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2月11日，美国媒体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空军接收的部分**F-35**A战斗机在交付时并未安装机载雷达。围绕这一细节，官方没有给出正面确认或否认，仅表示新型AN/APG-85雷达的配备“按计划推进”。信息并不充分，但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当最先进战斗机的关键传感器成为悬而未决的变量，所谓“能力成熟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争议的核心并非单一部件，而是长期存在于大型军工项目中的结构性张力。F-35 Block 4升级计划承载着多重期待：更强算力、更先进电子战套件、新一代传感器，以及性能跃迁的AESA雷达。技术愿景宏大，现实路径却复杂而曲折。AN/APG-85雷达研发延误、成本上扬、机体结构改造难度上升，彼此交织，使批次交付与能力集成之间出现错位。新旧雷达在安装构型上的差异，意味着并非简单替换，而是涉及前机身支架、隔框乃至配重平衡的系统工程。
这种错位并不陌生。并行生产模式——在设计尚未完全定型时即进入量产——曾被视为压缩周期、降低单价的务实选择。它以时间换取规模，以规模对冲不确定性。然而，当关键技术节点延后，早期量产的收益便可能转化为后期改装与维护的负担。为适应延期，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提出重新设计前机身以兼容不同雷达型号的方案，最早也需在后续批次才能落地。这一提议本身即揭示问题的本质：体系复杂度的累积，终将反映为进度与成本的再分配。
更值得审视的是战术与体系层面的影响。雷达不仅是探测装置，更是火控、电子战与信息融合的关键节点。缺失雷达的战机可依托MADL与Link 16共享编队数据，分布式孔径系统与光电瞄准系统亦能提供部分态势感知，但“共享能力”并不等同于“独立能力”。在高威胁环境下，平台自主探测与抗干扰能力的削弱，可能改变编组方式、任务分配与风险暴露结构。编队为弥补个体能力不足而更频繁启用雷达，则可能增加被探测概率，这种微妙的战术权衡并非纸面参数所能完全呈现。
制度与治理层面的反思由此展开。大型军工项目天然面临技术前沿、预算约束与军种需求的三重压力。美国政府问责机构**美国政府问责局**此前报告指出，Block 4升级已出现显著超支与进度延宕。问题并非单点失误，而是复杂系统在长期演进中不可避免的摩擦：需求变更、技术成熟度不足、供应链波动、测试与认证周期延长。每一环都合理，却在叠加中放大不确定性。
当然，将个案解读为“能力崩塌”同样失之偏颇。F-35依旧是高度信息化的作战平台，其体系作战理念、隐身设计与多域融合能力在既有框架内仍具优势。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持续升级的过程中维持交付节奏、控制生命周期成本，并确保部队获得的是“可用能力”而非“待完善能力”。技术领先并不自动等同于部署领先，体系优势亦需以可靠的工程实现为前提。
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这场风波折射出当代高端武器研发的共同困境。平台日益成为“飞行的系统集成体”，每一次升级都牵动软硬件边界、功率与散热平衡、结构与电磁兼容。性能跃迁愈发依赖跨代技术，而跨代技术的成熟又往往难以与预算周期同步。如何在战略雄心与工程现实之间建立更稳健的节律，或许比单一指标的领先更具决定意义。
军事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攀升，而是在试探、修正与再平衡中推进。围绕F-35的讨论，既是对一项具体计划的评估，也是对复杂体系治理能力的检验。当“交付数量”与“能力成熟”不再天然一致，决策层、工业界与使用方之间的协调机制，便成为真正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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