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份报告是由我们团队承担完成的,从题目立意到整体框架,都是一个有组织科研的过程。我本人的专业背景是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也很荣幸受梁院长指定,由我牵头,带领学院的青年教师和部分博士生参与到课题写作中。今天我主要讲其中一部分观点,主体内容仍由团队同学来呈现。
这份报告有几个亮点:其中一个,是中国制造 2025 与人工智能时代对全球新格局的影响。
人工智能看起来好像和制造业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过去 10 年中美战略竞争不断聚焦,制造业本身既受益于技术进步,也反过来服务于国家发展。
1992 年到 2008 年这十几年,中美迅速形成了共生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了全球化的巅峰,形成了所谓 “中美共生经济体”。
中国负责这个共生体的实体部分—— 制造、运输、基建等;
美国负责虚拟与核心环节—— 信用融资、支付结算、品牌营销、设计研发等。
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两者都至关重要。
但这种共生状态,有其特定的历史前提与机缘。
2008 年之后,其政治与战略前提逐步瓦解:
一方面,美国从原本的开放自信,转向不自信、焦虑;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曾经的崇拜、恐惧,逐渐被理性批判和平视所取代。
双方心态与结构同时变化,原本基于特殊历史背景的合作共生开始解体。
美国试图在中国之外重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中国则被迫降低对美国金融与科技体系的依赖,至今仍在思考,是否要完整构建自己独立的虚拟经济体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望过去 10 年,中国制造 2025的背后,正是中美从共生走向逐步脱钩、科技全面竞争的过程。回头看,这10 年的规划总体是相当成功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规划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报告策划阶段,我们开过两次研讨会,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参与。
部分科技、制造业及主管部门的同志在内部研讨时提到:
当初制定规划时,很多人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思路更偏技术与目标,并没有像人文社科领域这样,充分预判外部会如何反应、会带来何种反作用。规划提出得比较直接,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但当这份规划正式推出时,直接触动了对手,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对方原本就想实施的对华遏制与制裁。对方原本就在策划相关动作,而我们提出要实现较高比例的自主可控,反而让对方的遏制显得更加 “理直气壮”。
而对方的加码制裁,反过来又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份规划的重要性与前瞻性,于是从上到下、从政府到资本市场,都进一步加大投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科技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而对美国而言,却带有自毁长城的冲动。
为什么说是自毁长城?
美国在对华科技战、制裁战中的策略,受其体制与认知局限,实际上打成了 “添油战术”—— 不断加码,但始终没有一次性充分发力。
从最开始针对中兴,再到后来针对华为,一轮轮限制,一层层加码,相当于不断 “打草惊蛇”,反而倒逼中国科技产业警觉、政府重视、全社会动员,加速构建自主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确实是我们的 “好老师”。没有外部的这种鞭策,中国制造 2025 不可能推进得如此坚决。最近的装备成果,可以视作中国制造 2025 的一份成绩单。
今天的主题,不只是中国制造,更是国家安全。
我们团队提出一个观点:中美实力对比中,最先实现反超的,很可能是军事装备领域,而不是外交、政治或一般经济领域。
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学院金昌林教授和我共同公开提出,近半年来,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开始认同。
核心原因在于:我们迭代快、产能足、体系全。中国在军事装备上正在全面突破,当然,战争不只看装备,还包括人、组织、理念等多重因素。
中美相对实力变化,带来了全球认知的改变。
美国两党正在全面抛弃过去的传统思路,转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但学习的重点与路径完全不同。
对比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今天,可以用两组对比来看:
当年,中国是围绕美元体系运转的相对较小的经济体;
今天,中美经济规模已处在同一量级。
按汇率 GDP 计算,美国规模仍略大;
但如果只看可贸易部门(符合一价定理、具备国际可比性的部分),中国经济规模反而比美国高出约 50%。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市场正在逐步分裂。
很多国家希望 “东实西虚”,两头受益,在中美竞争中采取投机策略。
美国试图推动全球产业链 “去中国化”,但实际上,由于我们较为成功的策略,“去中国化” 进展并不顺利。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够稳住欧洲市场,稳住中高端产品、资本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领域的合作与开放,我们在这场竞争中就占据主动。
报告里还提到一个重要概念,由杨光斌院长提出,我们在报告中做了拓展与深化,未来还会继续研究 ——新价格革命。
历史上第一次价格革命,是 16—17 世纪全球化开启后,美洲贵金属大量流入,带来货币扩张,推动欧洲农产品等非贸易品价格持续上涨,持续近 150 年,深刻改变了欧洲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
这一次,我们提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长周期价格革命。
最初的直观表现,就是中国工业化把大量工业品变成 “白菜价”。
深入看,这一进程从日本开始,接着是 “四小龙”,90 年代中期后主力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现在又延伸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整个东亚生产网络集体崛起。
这一进程,打破了欧美对白先进工业品、高端科技的长期垄断。
目前,东亚生产网络的体量,已经可以与北美生产网络、欧洲生产网络并立。
我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原油与手机的相对价格。
1998 年,一部普通手机大约值 40桶原油;
今天,一部功能强得多的智能手机,大约只值 2 桶原油。
相对价格变化接近 20 倍。
可以预见,随着东亚生产网络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叠加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这一相对价格趋势还将延续,带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市场规模、力量对比的系统性、持续性改变。
这场新价格革命背后,有五大力量:
一是生产力,也就是制造业能力;
二是电力,中国的电力规模已形成系统性优势;
三是运力,过去我们强调高铁联通亚欧非,但对沿线国家能力要求高;现在看,电动汽车、无人机、低空经济,可能带来新一轮全球运力革命,尤其对基础设施薄弱的全球南方国家意义重大;
四是火力,即军事能力。过去 300 年,全球海权由北方国家垄断;而今天,无人机、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正在改变地区力量平衡,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对传统海权形成挑战,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五是算力,直接关系到人工智能竞争与全球产业转移。
中美 AI 竞争各有优劣:
中国优势在应用场景、产业链、规模效应、基础设施与电力保障,以及政策长期稳定;
美国优势在高端芯片、算力霸权、资本市场、全球人才吸纳能力。
从碳基经济迈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过程中,
制造业过去 200 年的规律是:不断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
但现在,历史来到一个关键节点:
中国强调AI+,把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研发深度结合。
我在东南沿海看到很多无人工厂、黑灯工厂,产能巨大,用工极少;
在生物医药等研发投入极高的行业,中国 AI 企业已经能用设备大幅替代人力研发,过去需要几十位硕博、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现在可以高度自动化完成。
借助人工智能升级制造业,持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会让制造业不再那么容易简单转移。
我前段时间专门去越南调研,和不少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企业交流。
很多企业是迫于欧美大客户 “China Plus One”(中国 + 1)的压力,去越南等地设厂备份。
但实际运行下来,备份厂的效率、成本、供应链成熟度,远不如中国东南沿海的产业集群,尤其在人工智能赋能下,中国体系反应更快、综合成本更低。
结果是,很多企业把大部分订单又转回国内,境外工厂只保留少量份额。
这也说明,过去单纯出口导向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现在也有讨论:越南会不会是东亚生产网络中,最后一个依托出口导向实现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总体来看,从碳基经济迈向智能经济,中美各有优劣:
中国的优势,在于完整产业链、规模效应、工程师红利、基础设施、电力保障以及政策长期稳定;
美国的优势,在于货币霸权、资本市场、高端芯片、全球人才吸纳能力与创新生态。
当前科技竞争的关键,在于高科技产业的市场规模,谁能争取更广阔的中间市场、全球南方市场,谁就能占据更大主动。
把全球南方的市场做大、消费能力提升,总体上对中国更加有利。
来源:财经会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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