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节傍晚，安康火车站出站口卷起一阵冷风。裹挟着远方煤尘与乡情气息的杨海玉，紧了紧身上略显单薄的外套。查看手机上的工资到账信息后，他的脚步坚定而又急切，匆匆挤进了排队等候出租车的人潮。
“今年矿上放假早，可以提前回来过年，也能早点见到父母、妻儿。”杨海玉说。
1990年，杨海玉出生在汉滨区早阳镇大沟河村17组。这里是典型的秦巴山区，“住在山顶上，土地条件差，家里7口人，日子一直不宽裕。”回忆起童年，他语气平静却透着几分沉重。2008年，刚满18岁的他，像许多山区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
他的第一站是煤矿。“那时候是炮采，用炸药炸开煤层，再用铁锹装车，人力推车运出去。”杨海玉说，那是个纯粹拼力气的年代，“每天一身煤灰，除了牙是白的外，全身都是黑的。”井下环境差，风险高，但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技能的农村青年来说，煤矿是少数能提供稳定收入的地方。“那时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元，寄回家，家里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改变发生在2019年。得益于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杨海玉一家搬到了安康城区邹家砭社区，住进了干净明亮的安置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都方便多了，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事。”说起新家，他脸上有了笑容。
但生活的压力并未就此卸下。对于习惯了在煤矿干活、收入相对较高的杨海玉来说，在家乡附近很难找到同等收入的工作。“在安康城区打工，一个月三四千元，还要顾家，根本不够用。”于是，他依然每年奔赴山西、贵州等地的煤矿，用井下劳作支撑着全家的新生活。“说不辛苦是假的，苦点累点却能撑起一个家。”他说。
返乡后稍作休憩的杨海玉
2025年春节刚过，杨海玉再次踏上前往山西太原的列车。如今，他工作的煤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现在是机械化综合开采，我的工作是采面支护，主要是跟机移架。”杨海玉介绍。在长长的机械化采煤工作面，随着巨型采煤机的推进，液压支架需要同步前移，以支撑顶板，防止塌落。杨海玉和工友们就是操作这些“钢铁巨人”的人。
“大部分时候劳动强度不大，盯着仪表，操作手柄就行。”他说，“只有在工作面推进到通道两端，需要人工搬运重型液压柱时，才需要使出浑身力气，一根柱子两百多斤，没点力气真不行。”
“支护不是纯粹的‘力气活’，要懂液压原理，会看顶板压力数据，判断什么时候移架、移多少，这些都有讲究。”杨海玉颇有些自豪，“支护工在矿上算技术工种，收入比别的工种高。”
“和前些年比，真是天差地别。”杨海玉这样形容如今的工作环境。井下扬尘通过喷雾降尘系统得到有效控制；瓦斯浓度实时监测，超标自动报警；矿灯、自救器、防尘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配备齐全；安全通道、避难硐室、应急电话等设施也一应俱全。“管理规范，制度严格，‘安全第一’不是一句口号。”他说。
生活条件同样今非昔比。矿上有食堂，一日三餐荤素搭配，20元管饱。宿舍是4人一间，单人单铺，床单被罩有专人定期清洗。“吃得好、住得干净，干活心里踏实。”杨海玉说。
技术的提升，直接转化为收入的增长。作为支护工，杨海玉每月全勤收入都超过一万元。“一年干上10个月，挣个十几万元没问题。”杨海玉说。这笔钱，是全家生活的支柱，也是他未来的希望。
“大儿子上初中了，小儿子还在幼儿园，处处都要花钱。父母年纪大了，身体倒还硬朗。想着趁他们还能帮忙照顾孩子，再干上几年，等孩子再大点，或许可以回家乡附近找点事做，但估计收入会少一大截。”他盘算着。
在煤矿务工近18年，杨海玉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变迁：从粗放到集约、从险象丛生到安全规范、从拼人力到靠机械。他自己也从拉车运煤的“小工”，一步步成长为懂技术、有经验的支护“老师傅”。“煤矿上的活儿，大多数都干过，这里我熟。”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劳动者特有的踏实与笃定。
“等过完年，继续去山西。”采访结束时，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对杨海玉而言，家，是安康城里那个温暖的安置房，是妻儿父母守望的灯光。但“立业”之地，却始终在远方深邃的矿井之下。那里有他的生计，有他熟悉的战场，也有他对家庭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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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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