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我们那几箱子书到底什么时候运过来？是不是可以问一下汪东兴主任？”“将军楼”二楼起居室有两张书桌，一张归邓小平使用，一张归卓琳使用。这天卓琳见邓小平在向汪东兴写信，便开口提醒。
这是196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邓小平一家仓促来到江西，转眼一个多月过去，安置好了住处和劳动的去处，邓小平觉得是时候和党中央报告情况了。
正好这天下午，监管干事黄文华上到二楼，给邓小平和卓琳传达上级要求，让他们就到江西后的劳动和学习写一份心得体会。
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邓小平没有接受也没有明确拒绝，在安静听完黄文华的话以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报告。”
黄文华要求邓小平和卓琳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不知道邓小平一贯倡导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曾在多个场合狠狠驳斥过“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行为。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针对个人崇拜的现象，邓小平也曾精辟地阐述了领袖和集体的关系：“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就此问题他还和林彪有过尖锐的交锋。
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是邓小平终生保持的习惯。但是来江西时他带了几大箱书，因为飞机载重的问题滞留在北京的机场，不知下落。箱子里不仅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还有一些当时被批为“大毒草”的书籍，如果被人查出来撕了或者烧了，邓小平远在江西也是无可奈何的。
吃毕晚饭，“将军楼”二楼的灯光亮起，邓小平拿出笔和纸，给党中央汇报一个多月来在江西劳动生活的情况。卓琳在另一张桌子做一些缝补工作，她来江西后心脏病发作，家务活也做不了，也没有其他消遣，心里还一直记挂着滞留北京的行李，于是便提醒邓小平把这个问题向北京那边反映一下。
邓小平写完信后，想了想，另拿了一张纸提笔写了几句话随信附上：
（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没过多久，邓小平就得到江西方面的通知，他的行李和书箱到了南昌。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过冬的衣物正可抵御江西的寒冬，珍贵的书籍足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瘠。而更重要的是，行李事件的迅速解决，证明了他和中央的联系路径通畅，汪东兴不仅能收到信，还很重视邓小平的问题。
在黄文华和小贺的帮助下，从北京运来的几个沉甸甸的箱子被搬上了二楼。邓小平自己动手开箱，掀开包在书上的报纸，动作轻缓地拿出一本本让他爱不释手的图书。
从北京带来的书很多，种类丰富，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之外，还有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
我们来看看他的书单上具体都有哪些书吧：
哲学书籍如《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
世界历史如《世界通史》《新编近代史》等；
中国历史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
外国文学如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等人的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如《诗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
还有唐诗、宋词、元曲的集子，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他也喜欢阅读。他的书架上还有出乎大众意料之外的一些技术类的书籍，如《刨工》《船舶柴油机修理工艺》《锻工手册》《锻锤基础中的橡胶垫》等。
劳动之余，邓小平在住所读的一些书籍
中国古典史书邓小平一直情有独钟，特别是《资治通鉴》，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书页都翻起毛了。他通读“二十四史”，最喜欢《三国志》，《后汉书》《新唐书》也读得较多。邓小平读金庸小说的爱好众所周知，其实古典文学比如《聊斋志异》、唐诗宋词一类的书，都是他出差时随身携带的读物，空闲时间阅读权当放松。改革开放时期，曾经有一张他视察杭州时在船上休息的照片，手里拿着的正是一本宋词。
也许是源于少年时“工业救国”理想和在江西工厂劳动的经历，邓小平对各种工具书也很有兴趣。《刨工》《船舶柴油机修理工艺》《锻工手册》这些工具书一般文人家庭的书架上很少陈列，邓小平却时常翻阅。
他对地理方面的图书也很感兴趣，出门必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和《世界地图》，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翻开地图确定自己此刻身处的坐标和方位。
邓小平还爱看字典、辞典，他的书房里有一本中华书局1947年出版的《辞海》，因为经常翻看，辞典封面的硬纸壳书皮都翻掉了，只好用订书钉固定住。
外国名著邓小平也多有涉猎。1986年10月28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冰岛总理。会谈中，邓小平说起自己早年读过与冰岛相关的著作：“欧洲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一部小说叫《冰岛渔夫》，我在二十年代时就看过，了解到冰岛人民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随后他感叹：“现在你们干得很好，发达起来了。”《冰岛渔夫》描写了世代打鱼的渔民，每年在冰岛海面度过漫长的时间，经常葬身海底的悲惨命运。在外交场合，邓小平的博闻强识和随机应变时常给外国友人带来惊喜，让人佩服，这和他长年保持博览群书的阅读习惯分不开。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捧着书卷的邓小平如获至宝，在蒙难谪居的岁月里，读书既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泅渡困境的利器。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午饭后休息片刻，下午在菜园里侍弄侍弄菜，其余时间就是读书。悠长安静的下午，万籁俱寂的夜晚，无论风雨晴雪，拿起书卷，就是珍贵的时光。甚至晚上10点上床后，邓小平还会在床上读一个小时的书，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南昌郊外这个寻常人不能入内的“小楼房”，成了邓小平读书思考的圣地，他从书中汲取营养，思考着中国未来的道路。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能如此不受打扰、酣畅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他幼年在私塾里识文断字，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本功，还练就了一手端正的毛笔字。少年时期，父亲长年在外不理家事，家道中落的大家庭全靠母亲淡氏惨淡经营，他为了让母亲少操一点心，勤奋读书，学以致用，10岁那年在家乡四川广安留下了一个“以笔为矛、智斗恶地主”的故事。
先在乡村私塾开蒙，后在县里读新式教育的高级小学和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邓小平具备了儒家经典和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基础知识。
16岁那年，受到勤工俭学运动影响，邓小平在乡贤的资助和父亲的支持下，考上了留法预备班，经过一年的法语学习后，背上行囊登上了赴法国留学的船只，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学习法国的先进工业技术回国是少年邓小平的梦想，在抵法后选择工种的名单上，“邓小平”一栏内注明的工种是“铸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就业困难，已经不再是留学生能学习先进知识的理想国。他在法国的巴耶中学读了5个月的书后，因国内留学资助费用取消，邓小平无法负担每月244.65法郎的学杂费，只能辍学到各个工厂里做工，获得的酬劳连勉强维持生计都困难，更别提攒钱读书了。一年后邓小平以极大的毅力和节衣缩食（每天只吃两顿面包，喝自来水）的代价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加上父亲寄来的钱，他想办法进入夏狄戎学院读书，但是3个月后他没办法支付学费，又只能退学进入工厂做工。
留学梦化为泡影，他经留法班同学的介绍加入了由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的学习小组，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这些书籍成了邓小平的“入门老师”，并且常读常新。他曾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到法国三年后，邓小平作为一名积极分子来到巴黎，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机关报刊（创刊名字为《少年》，后更名《赤光》）的刻版印刷。他白天做工，晚上则在周恩来改好稿件之后，在蜡纸上一笔一画端正地把文稿刻写出来，然后用一台简易印刷机印出装订。
邓小平在法期间参与编印的刊物《赤光》
通过大量阅读进步作品、通宵达旦地刻印稿件和观摩改稿，邓小平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快速成长，很快他开始在《赤光》杂志上发表文章，以笔为武器，把《赤光》杂志打造成“奋斗的先锋”。
这些署名“希贤”的文章如《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1月第18期，是他生病期间写的）、《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1925年1月第21、22期合刊），篇幅短小、思想进步、言辞犀利、个性十足，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掷向敌方的阵营。邓小平一生都保持着这种简练、干脆的文风，不说废话，直击要害。毛泽东曾经评价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1926年1月，为躲避法国警察的追捕，组织安排22岁的邓小平以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苏联学习。邓小平取了俄语名字“多佐罗夫”，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
面对新世界、新知识，邓小平浑身充满干劲，他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在中山大学的入学调查表里他填写个人履历时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
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进入了被评价为“政治上最强，斗争最激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的“理论家班”第七班学习，课程涵盖了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等内容。
班上的同学都是在校学习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有政治前途的学员，比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冯玉祥的三个子女。在大学里，邓小平既没有维持生计的窘迫，也没有法警追捕的危险，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学习理论，积极参加党小组的活动，因表现突出，被选为第七党小组的组长。他爽朗乐观，富有革命斗争精神，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和信任。
课余学生们经常组织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课题，邓小平反应敏捷、语言犀利、口才了得、谈风雄健，在和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激烈辩论时常常占上风，博得了蒋经国等人的尊敬。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是邓小平只学了8个月就因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中山大学党委在邓小平的总结鉴定中写道：“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
邓小平在法国和苏联的学习和实践中，奠定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发展状况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此后的工作中他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大都是自己动手，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左右条理分明的讲话，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同志们的好评。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从那时起，邓小平培养出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
邓小平早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淬炼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政治品格。无论是面对艰难的革命环境，还是个人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的境遇，甚至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动摇过。1986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
在紧张的革命和建设年代里，邓小平也很注重读书学习。曾担任他秘书的刘复之说：“他（邓小平）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邓小平还常劝身边的战士读书：“要能打仗，也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通过学习，把书本上的知识运用于解决问题、服务工作，是邓小平的学习之道。邓小平的秘书说：首长每天都要读大量的文电、资料和书籍，包括国外的很多资料，从不间断，所以他总有比常人更高的眼界，总能提出一些新概念、新提法，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这些名词改变了中国，并融入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研究邓小平的专家认为，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后，立马着手“整顿”、扭转国家经济状况，以雷霆之势颁布一系列举措，效果立竿见影，足见他“心里有一盘棋”。这和他在江西时的学习、思考是密不可分的。他复出后所发表的讲话与之前相比，不仅时有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在视野广阔度和思考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可见在江西的三年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摘自《小平小道》，朱虹著，三环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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