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事件，在学界中历来有疑议和争讼。通过严谨的史料辨析与逻辑推演，王瑞来教授驳斥了质疑观点，揭示出该事件在“事相真实”与“逻辑真实”双重维度的历史价值。同时作者也指出，在“杯酒释兵权”的叙事背后，折射的是宋代政治文化从“霸道诛戮”向“理性赎买”的深刻转型。
“杯酒释兵权”：我信其有
文 | 王瑞来
北宋初年，有一桩事，颇具戏剧性，成为千古乐道的话题，那就是“杯酒释兵权”。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综合《王文正公笔录》《丁晋公谈录》和《涑水记闻》等前人的记载，在建隆二年（961）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这一事件，我把这段较长的记载翻译为现代汉语：
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宋太祖旧日的老相识，他们各自掌管禁卫军队。赵普多次向太祖进言，请求授予他们别的官职，但太祖都没有理会。赵普找机会当面又向太祖提起这件事。太祖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何必担心？”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会叛变，但仔细观察这几个人，都不是善于统御的人，恐怕不能约束他们下面的人。如果他们不能约束部下，那么军队中一旦有人作乱，就由不得他们做主了。”
听了这番话，太祖醒悟过来。于是召集石守信等人来饮酒，当酒喝到痛快之际，太祖屏退左右，对他们说：“我若不是靠你们的力量，不能达到今天的地步，我一直记着你们的功劳。不过做皇帝也不容易，远不如做节度使来得轻松，我一直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都问为什么。太祖说：“这还用说吗？皇帝这个位置，谁都盯着呢！”石守信等人连忙叩头说：“陛下为何这么说？今天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皇帝说：“不见得。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你们手下若有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给你们当中的哪个披上黄袍，即使你们不愿意，也难以阻止。”众人跪地流泪说：“我们愚钝，没有想到这些，唯愿陛下怜悯，指示一条生路。”
皇帝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积累金钱，让自己充分地享乐，也使子孙不贫困罢了。你们为何不放弃兵权，调出守护大藩，买下选择好的田宅，为子孙立下永远不可动摇的基业，多置歌舞女子，每天饮酒欢乐地过完这一生。我且与尔等订立婚姻盟约，君臣之间没有猜忌，上下和睦，不也是好事吗？”众人拜谢说：“陛下念及我们至此，真像是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
第二天，众人都托病辞职。太祖很开心，特别慰劳并赐予他们厚礼。过几天就把他们都派往各地担任不握有军权的节度使。唯独石守信还任侍卫都指挥使，但实际上兵权已不在他手中。殿前副都点检也不再授职。
就在这样酒酣耳热、其乐融融之际，太祖欲擒故纵，亮出底牌，并许愿给钱给地给房子结亲家，将助他赢得大宋江山的实力派将帅实际兵权轻而易举地解除了。
关于这件历来人们喜闻乐道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逸事，学术界有些疑义争讼。有人从一些具体史实与事件背景考证，认为子虚乌有。
质疑“杯酒释兵权”事件真实性的学者，一是认为李焘主要依据的《王文正公笔录》《丁晋公谈录》和《涑水记闻》系晚出史料，难以凭信；二是根据李焘此后注文“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之语，他们认为官方史籍不录，极为可疑；三是根据《长编》对此事的系时建隆二年七月，认为是时正值刚刚去世于六月的太祖之母杜氏的丧期，已有明令“不举宴”，所以其时不可能会设宴。
正如李焘所言，“此事最大”，所以在此我要认真一把，逐一审视上述质疑。
在《长编》的史料来源中，除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略晚，是神宗朝时期的作品，《王文正公笔录》《丁晋公谈录》各自的述说者王曾与丁谓都是真宗朝的宰相，距太祖时期相隔不远，且王曾还主持修纂过太祖朝在内的《三朝国史》。所以这些史料尽管在细节上有载笔者的附益，但基本事实当为可信。
李焘说“正史、实录皆略之”，成为质疑者的有力证据，他们以期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其实，说正史、实录不载此事，是李焘的失察。在《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中就有关于“杯酒释兵权”事件的记载，我们来与上述《长编》所记比较一下：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宋史》虽为元人所编辑，但所本则是宋朝国史。南宋后期的记载，载籍不备者，或有元人增补，然北宋时期载籍俱在，则多仍其旧。故《宋史》呈现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的记述失衡状态。
此条出于国史殆无疑义，而不大可能是元人依据《长编》的增补。因为比较细节发现，《宋史》与《长编》的记载还是有所差异。比如《宋史》所记的“晚朝”这样的细节，在《长编》中就没有，并且《宋史》的“皆以散官就第”的记载也与《长编》记载令诸将出藩有异。
翻检史籍，在建隆二年确有诸将出藩的事实。这一政治行为虽也有解除禁军兵权的意义，但主要体现的，还是赵匡胤以自己的势力来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的意图。“以散官就第”则确确实实是解除了兵权的结果。
至于丧中不举宴的质疑，已为上述所援引之《宋史》的记载所破解。李焘因为没有看到国史中关于“杯酒释兵权”事件的记载，重新缀合北宋人的诸种原始文献，故将时日误系。前引《宋史·石守信传》明确将事件的发生记在“乾德初”。其时距杜太后去世已过去数年，不存在举宴违礼的问题。
不是借酒撒疯，不是醉酒吐真言，而是处心积虑、老谋深算。杯觥交错之下，宋太祖成功地解除了将帅的兵权，消弭了潜在的威胁。所以太祖过了几年，又重演故伎，来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长编》卷十于“开宝二年（969）十月”条记载：
己亥，上宴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喻上指，即前奏曰：“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榆次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竞自陈攻战阀阅及履历艰苦，上曰：“此异代事，何足论也。”庚子，以行德为太子太傅，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这一切，又是在酒酣耳热之际进行的。与上次释禁军兵权不同的是，这次赵匡胤是削藩，这是中央集权的一环。第二次“杯酒释兵权”足可成为第一次真实性的旁证。
历史的真实性有两种，一种是事相的真实，一种是逻辑的真实。事相的真实或有虚妄，逻辑的真实难以否认。
我相信“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为根据上述考证，不仅在事实层面难以被质疑，就是抛开细节问题，这一事件也透射出强烈的逻辑真实。
这就像宋人评价的那样，宋太祖以“仁厚立国”。他对待具有潜在威胁的实力人物，采取的不是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的铁血方式，而是采用了赎买政策，以丰财厚禄劝退了这批人。
将赎买政策用于政治领域，宋太祖创造了一个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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