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给那盆快死的绿萝浇水。

门开了。她身后跟着小叔子一家三口,五个行李箱把玄关堵得严严实实。侄子乐乐第一个冲进来,五岁的小孩像颗炮弹,在客厅转了两圈,仰着脸问我:“伯母,我的房间在哪儿?”

婆婆笑着说:“孩子想你了,非要来住几天。”

我低头浇着水,没回头。

绿萝的叶子黄了大半,蔫蔫地垂着。其实我早该扔了它,只是一直没舍得。

晚饭是我做的。红烧肉、清炒菜心、番茄蛋汤。婆婆尝了一口肉,说:“你手艺还是这么好,比外面餐馆强。”又转头对小叔子说,“以后有口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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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叔子笑笑,没接话。

我把汤端上桌,平静地说:“妈,这房子是我们租的。”

筷子停了一下。

婆婆抬起头:“租的?”

“嗯。”我用公筷给乐乐夹了块肉,“月租六千八,押一付三。当时手头紧,跟您借的五万就是付这个租金的。”

婆婆把筷子放下了。她没说话,但脸色变了。

桌上的空气像被抽走了。小叔子埋头吃饭,他妻子低头看手机。只有乐乐不知愁,把红烧肉塞得满嘴油光。

安静了很久。

然后乐乐突然抬起头,眨巴着眼睛,声音清亮亮的——

“伯母,那我们回自己家的时候,你的房子是不是就还给你啦?”

所有人都愣了。

婆婆转头看他。小叔子也抬起头。

乐乐浑然不觉,只顾着扒拉碗里的肉:“我妈妈说过,别人的东西要还的,玩具是,房子也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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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妈说这句话时,大概是在教育他不要抢幼儿园小朋友的蜡笔

但此刻,五岁孩子把这句话端端正正放在餐桌上,像放了一颗小太阳

婆婆沉默了很久。

后来她站起身,去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她说:“这绿萝该换盆了,根都长满了。”

第二天一早,小叔子在客厅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中介说城南那套两居室下周能看房。”

婆婆在厨房帮我洗碗。水声哗哗的,她背对着我,突然说:“你当初买房,首付差多少?”

我说:“早不差了。”

她点点头,没再问。

下午他们走了。乐乐抱着我送他的拼图,在门口仰着脸:“伯母,我下次还来。”

我说好。

婆婆最后一个出门。她站在玄关,忽然伸手摸了摸鞋柜上那盆绿萝——昨晚她重新换了土,今天叶子都立起来了。

“养养还是能活的。”她说。

门轻轻关上。

我站在安静客厅里,窗外是十一月的淡阳光。绿萝的新叶嫩绿嫩绿的,还没完全舒展开。

五年前我搬进这套房子时,中介说上一任租客也是对小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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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接父母来住才租了三居室。他们住了四年,后来买了自己的房。

临走时,女主人把绿萝留在了阳台上。

她说,会有人接着养的。

有些话,大人要用很多年才能说出口,绕很多圈子才能让对方听懂。但孩子不懂那些圈子。

他只知道,别人的东西要还。

他替我们说破了这最简单的一句。

阳光落在地板上,落在那盆重新站起来的绿萝上。我忽然想,如果它真能活过这个冬天,明年春天应该会开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