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大年初二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妈拽着从被窝里爬起来，裹上厚厚的花棉袄，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跟着爸妈往大姨家赶。
70多里的路，那时没有私家车，先坐半小时乡村大巴，再沿结冰的土路走一个多小时，脚冻得发麻，心里却满是期待——大姨做的糖糕，是我每年最盼的年味。
可走到大姨家院门口，那扇熟悉的朱漆大门，又一次被黄铜大锁牢牢锁着，冰冷的锁身在冬日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
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抬手轻轻敲了敲大门，语气小心翼翼：“姐，在家吗？我们来给你拜年了。”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丝毫回应，只有风吹过院墙上的枯草，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叹息。爸皱了皱眉，蹲下身摸了摸那把锁，语气无奈：“看来，你姨夫又锁门出去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我记事起，每年大年初二去大姨家拜年，十有八九都会撞见这样的场景——大门紧锁，院里空无一人，仿佛这家人早已忘了，今天是亲戚间互相走动、拜年问好的日子。我拽着妈的衣角，仰着头问：“妈，姨夫为什么总锁门呀？他是不是不欢迎我们来？”
妈揉了揉我的头，眼眶微微发红，却还是挤出笑容：“别瞎想，你姨夫就是忙，说不定去村里走亲戚了，我们再等等。”那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寒风像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爸的耳朵冻得通红，妈的手也搓得发僵，我们带来的拜年礼品，被积雪薄薄盖了一层，冰冷刺骨。
直到临近中午，才看见大姨匆匆从远处走来，见了我们，脸上满是又惊又喜又愧疚的神情。
大姨快步上前，掏出钥匙打开大门，一边往院里让我们，一边不停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等这么久！都怪你姨夫，一大早又出去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刚从地里回来才看见你们。”走进院里，景象有些萧条，土坯房墙皮掉了大半，柴垛堆得歪歪扭扭，墙角鸡窝空荡荡的，只有一只老母鸡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大姨一边给我们倒热水，一边念叨着姨夫，语气里满是无奈和委屈：“他就是这性子，孤僻得很，不爱跟人打交道，尤其过年，更是躲着亲戚走。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大年初二你们要来拜年，让他别乱跑，可他就是不听，每次都早早锁门出去，要么去山上砍柴，要么躲在村外破窑洞里抽烟，直到天黑才回来。”
我捧着温热的水杯，看着大姨眼角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满心疑惑。大姨和妈是亲姐妹，小时候一起长大，感情极好，后来大姨嫁给姨夫，搬到这个偏远小山村，两家相距70多里，平日里见面不多，只能趁过年走动走动、叙叙旧。可姨夫，却像故意躲避我们、躲避所有亲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天中午，大姨做了一桌子家常饭菜，有我最爱的糖糕，还有炖鸡肉、炒青菜，可我却吃得心里沉甸甸的。吃饭时，大姨不停给我们夹菜，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时不时看向门口，眼里满是期盼，可直到我们吃完饭，姨夫也没回来。
临走时，大姨塞给我一大袋糖糕，拉着妈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久，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妹子，委屈你们了，每年来都要等这么久，还要看他的脸色。其实你姨夫不是坏人，他就是心里有坎，过不去，才不想见人、不跟亲戚来往。”
妈拍了拍大姨的手，轻声安慰：“姐，我懂，我们不怪他，也不怪你。以后我们每年都来，哪怕等一等，也想跟你说说话。你也别太为难自己，好好跟他说说，慢慢来。”
回去的路上，我又问起姨夫的事，爸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说起姨夫年轻时的故事。姨夫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高大英俊、手脚麻利，地里庄稼种得最好，还会木工活，村里人家盖房子、做家具，都爱请他帮忙。那时的姨夫，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和现在判若两人。
姨夫和大姨结婚后，日子过得红火，没多久，大姨就生下了表哥。姨夫对表哥疼爱有加，拼命干活，只想给妻儿更好的生活，再苦再累，只要看到表哥的笑脸，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可天有不测风云，表哥三岁那年，突然重病高烧不退，村里医生治不好，姨夫和大姨连夜抱着表哥，往几十里外的县城医院赶。
那时没有车，姨夫抱着表哥，大姨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漆黑的土路上，一路上不停喊着表哥的名字，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流。到了县城医院，医生说表哥病情严重，需立刻手术，手术费要好几千块——这对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姨夫夫妇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连手术费零头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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