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抓捕中国渔民,将对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中日关系的破局点在哪?

2月13号,日本水产厅九州渔业调整事务所宣布,以涉嫌在长崎县外海的“专属经济区”(EEZ)不服从停船命令驾船“逃逸”、违反《渔业主权法》为由扣押了有11名船员的中国渔船,并当场逮捕47岁的中国籍船长。这是日本水产厅4年来首次扣押中国渔船,也是2026年首次扣押外国渔船。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2号,但是被扣押渔船在长崎县外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船长被日本渔业执法人员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但其“无视停船命令并逃离”。事实情况是,事发海域部分属于中日“暂定措施水域”,日方单方面主张专属经济区并执法,我国并不承认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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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而持续紧张之际,日本这次抓捕中国渔民的行为,又将给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外交摩擦升级,互信进一步透支。对于这件事,我国必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放船、停止非法执法并保障船员安全,不排除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发布外交声明等强硬举措。日方如果坚持司法程序、拒绝妥协,会导致外交沟通渠道进一步收紧,高层互动与机制性对话更难恢复。这次事件虽规模较小,但在当前低信任环境下,极易被放大为外交对抗的导火索,使双边关系陷入更冷的僵局。

其次,激化东海渔业与海洋权益争端,致使海上管控风险上升。在这次事件结束后,我国势必会强化在相关海域的护渔与维权行动,海警船巡航频次、力度可能提升,与日方执法船的近距离对峙、摩擦概率显著增加。双方在专属经济区划界、渔业资源分配上的分歧会更尖锐,《中日渔业协定》的执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暂定措施水域”的合作基础动摇。另外,更需警惕的是,这次事件很有可能会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成为推动其“海洋强国”“军事正常化”的借口,日方或借机强化西南海域执法与军事部署,而中方也会以更坚决的姿态维护海洋权益,双方海上力量的战略互疑加深,东海从“低烈度摩擦”向“高风险对峙”演变的风险上升。

4年来首次,日本抓捕中国渔民,我大使通告东京,中日已有破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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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来首次,日本抓捕中国渔民,我大使通告东京,中日已有破局点

最后,刺激两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民间交流受阻。中国国内舆论会聚焦日本“非法执法”“侵犯渔民权益”,反日情绪升温,民间赴日旅游、消费、文化交流意愿下降;日本国内则可能渲染“中国渔船违规”,强化对华负面认知,右翼势力借机煽动对立。两国民间好感度本已处于低位,这次事件会让民意对立更固化,民间外交、青少年交流、地方友城合作等修复关系的渠道受阻。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我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12号举办的2026年新春招待会上明确通知日方,“当前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困难的局面,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捍卫自身领土主权的立场和态度是坚定的,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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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当下中日这种紧张关系是否存在破局点呢?这破局点又在哪?应该说,破局点是存在。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其一,破局的前提是日方必须回归政治底线。一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必须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停止美化侵略历史、停止修改教科书淡化罪行。历史认知是政治基础,如果日方持续模糊历史,我国就不可能建立信任,任何合作都无从谈起。

二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必须彻底停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错误言论,停止与台官方往来、军事勾连与情报合作,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不纵容“台独”。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日方任何干涉行为,都会被中方视为对主权的直接挑战,引发最强烈反制。三是在安全底线问题上,日方必须停止借“中国威胁论”推动军事扩张,停止突破和平宪法、在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武器,停止将日美同盟用于对华遏制。如果日方持续推进军事正常化,东海、台海的安全对峙将不可避免,关系只会进一步恶化。

4年来首次,日本抓捕中国渔民,我大使通告东京,中日已有破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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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破局的核心在于重建战略互信。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困境是战略互信归零,双方都视对方为“威胁”而非“伙伴”。破局的关键,是双方重新确立“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定位。至于怎么做?一来重启并固化高层对话机制,定期坦诚沟通战略意图,避免误判,高层对话不是“妥协”,而是传递“不寻求对抗”的信号,为其他领域合作创造空间。二来针对东海、钓鱼岛、台海等敏感区域,建立可操作的海上危机管控、军事热线、渔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类似渔民抓捕、舰船对峙等事件升级为外交危机。简单点说就是,中日关系存在破局点,但没有捷径,核心在于日方以行动回归共识、重建互信,最终实现政治、安全、经济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