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访谈节目的聚光灯下，主持人给莫言抛来一个带着强烈商业暗示的问题：
“您能不能换个路子，写点儿现在年轻人爱看的东西？”
这其实是在给他递话筒。
那会儿，职场宫斗、都市虐恋正是流量密码，年轻人手里攥着购书的大头。
莫言嘴角微微一扯，扔回来八个字：“我只写我能写的。”
这话听着像是随口一说，稍微咂摸一下，就能品出底下那股子倔劲儿：没门。
他不换口味，不改笔法，更不打算洗掉字里行间那股让人皱眉头的“土腥气”。
为什么这么“轴”？
归根结底，他脑子里的那些存货，压根就跟“轻松”二字不沾边。
把日历翻回到1973年。
山东高密东北乡，墙根底下蹲着个十三岁的半大孩子，正是莫言。
那时候他还没那一摞头衔，就是个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农村娃。
墙头上碎玻璃碴子在风里呜呜作响，墙里面大人的动静断断续续飘出来，他听不全，但有两个字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抓人。
那时候的高密，过的是什么日子？
爹把眼睛熬瞎了，娘瘦得皮包骨头。
村里的粮仓见了底，全家老小全指望啃玉米芯子和野草吊着一口气。
这都不算最绝望的。
隔壁那户人家，大牛的二小子饿疯了，抓起观音土和石块就往嘴里塞，最后肚子鼓得像个将要炸裂的气球，活生生给撑没了。
人走了，连个响动都没有。
没棺材，没哀乐，随便刨个浅坑埋了了事。
这些血淋淋的镜头，就是莫言写作的“原始数据库”。
在这个库里，风花雪月是不存在的，剩下的只有两个字：活命。
不少人指着鼻子骂莫言，说他成心把中国人写得“丑陋、邋遢、野蛮”。
指责《丰乳肥臀》里母亲像鸟一样吞粮喂食太离谱，嫌弃《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太匪气。
当年村里真有女人那样吞咽粮食喂养孩子，只不过没人把这事儿记在纸上；村口的王寡妇被乱兵糟蹋了，回家只有一根绳子上吊，全村人都装瞎，嘴里还碎碎念“谁让她长了一张招灾的脸”。
碰上这种事，笔杆子怎么动？
加个滤镜？
把王寡妇写成贞烈女英雄？
把余占鳌写成满口仁义道德的义士？
没戏。
莫言挑了最不好走的那条道：把那个岁月的皮给扒下来，连着带血的肉展示给人看。
余占鳌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疯子，他就是个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凡人。
日本鬼子进村，他站出来吼一嗓子“谁跟我走”，不是觉悟有多高，纯粹是怕死——谁都怕死，但总得有个不怕死的挑头，大伙才能活。
就连那段争议最大的情节——余占鳌绑了汉奸放狗咬，完了还逼着汉奸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莫言也没多做辩解，就撂下一句：“那是我从我叔嘴里听来的真事。”
现实太惨烈，惨烈到非得披上一层“魔幻”的外衣才能让人读下去。
年轻读者管这叫魔幻现实主义，高密那帮老头老太太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就是改了名儿的真事吗？
2012年，诺贝尔奖的消息炸到了高密。
老刘坐在门口剥花生，眼皮都没抬：“咱这穷乡僻壤能出个诺贝尔？”
他不信。
记者追着问莫言写得到底对不对，老刘吐了句大实话：“写的那段确实没差，就是现在这年头不兴说了。”
莫言把这“不兴说”的给捅破了，结果就是两头受气。
老外把这一套看作是“东方的残酷诗意”，甚至有德国记者把《檀香刑》里那些酷刑描写当成神话故事看，读得津津有味。
国内这边却是冰火两重天。
上了岁数的人读完不吭声，因为那是揭伤疤；年轻人读完直犯恶心，觉得太压抑，喘不上气。
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苦恼是考研分数线、对象闹分手、职场勾心斗角。
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丰乳肥臀》前三百页，几乎每一章都在死人。
有个大学生直言不讳：“莫言的书口味太重，根本看不下去，还是余华的书稍微好入口点。”
莫言心里明白这个错位，但他就是不肯妥协。
写《蛙》的时候，他塑造了个接生婆“姑姑”。
这人一辈子接生了几千个娃，也亲手处理掉了一批。
按下现在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个刽子手，是个恶魔。
但莫言没把她写黑。
他写她在深夜里的嚎哭，写她脑子里记着每一个婴儿的模样，写她咬碎了牙说“我也不想这样”。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人已经不是人了，是工具。
如果不这么写，后人就永远搞不懂那个时代为什么会疯成那样。
莫言所做的决定，说白了就是一个“记录员”的本职工作。
他翻烂了五十多本古籍，把《刑统》和《大清律例》抄了个遍，就为了在《檀香刑》里把酷刑写对。
有人喊恶心，他回怼得也干脆：“你们觉得恶心，那是因为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这就是莫言。
他不想让你舒服，他想让你刻骨铭心。
要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写点都市甜宠，写点小确幸，他能不能写？
肯定能。
但他不干。
因为都市爱情谁都能编，但高密东北乡那几十年的饥饿、那几十年的血泪、那几十年的荒唐，只有他能记录。
这是一笔关乎民族记忆的大账。
这笔账算到最后，结论就是：年轻人可能会因为太沉重而跑开，争议可能会一直吵下去，但只要书还在，那个时代的真面目就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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