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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目录索引
01. 当「拼命工作」不再是美德？
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那种长期紧绷、高度焦虑的状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02. 为什么 GDP 在增长，个人的生活体感却很差？
在中国，人均 GDP 与个人可支配收入之间，形成了一条长期、稳定存在的「落差带」。
03. 我们到底在拼什么？
努力不再只是为了变得更好，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
04.风险前置，如何慢慢掏空内需？
花钱本身，变成了一种需要反复计算风险的行为。
05.我们被训练成「不敢消费」。
分配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有多少，能够被当作「当下可以使用的收入」？
01
当「拼命工作」不再是美德？
很多国人提起墨西哥，第一反应往往还是毒枭、暴力和混乱。
但如果你关注国际资讯，就会很快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穷国」；无论是人均 GDP，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墨西哥都并不比中国低。
如果走在墨西哥的街头，你会看到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松弛的表情，并不急着赶路。
从富人到普通劳动者，很少有人把「拼命工作」当成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
去年住在墨西哥时，我家雇过两位保洁阿姨，其中一位时不时会消失一段时间，没辞职，只是跑去美国看儿子、抱孙子。
我的房东也时常去中日韩玩一圈，回来之后依旧不紧不慢。
法律上，这里依然是「上五休二」，但现实中，全民已经习惯了「上四休三」的节奏，从周五下午开始，整个社会就已经进入了休息状态。
周五晚上 party，周六彻底玩掉，周日雷打不动陪家人或做礼拜，钱可以少挣一点，但家人一定要陪——几乎整个国家都会慢下来。
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冒出来：既然这样的墨西哥并不穷，甚至在很多统计口径下并不比中国差，那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那种长期紧绷、高度焦虑的状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人会下意识把这种差异归结为「文化差异」：拉美人天性乐观，及时行乐；中国人更能吃苦，未雨绸缪。
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
这种解释来自两种并不严肃的比较视角：要么是游客眼中的墨西哥——假期、派对、慢生活；要么是对「底层社会」的刻板想象。
如果拿两国同阶层、同教育背景、同工作复杂度的人来比较，你会发现，墨西哥人并不比中国人更「松散」，他们同样会焦虑子女未来、职业上升和中年风险。
差异不在「他们不在乎未来」，而在于：他们还不需要把所有未来风险，都提前压缩到当下来应对。
02
为什么 GDP 在增长，个人的生活体感却很差？
对比国家经济，很多讨论会停留在数据层面：GDP、人均 GDP、PPP、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期更是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万亿美元级顺差，人均 GDP 也早已不低——可为什么，许多人依然活得如此紧绷？
从经济学角度看，GDP 是生产要素回报的总和；但这些回报，并不一定以「个人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形式结算。
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创造出来的价值，并未直接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被制度性吸收，转化为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的支出，沉淀为长期资产或未来承诺，最终以我们身边冠绝全球的基础设施呈现出来。
这并不等于价值「消失」了，只是——它暂时拿不到。
于是，在中国，人均 GDP 与个人可支配收入之间，形成了一条长期、稳定存在的「落差带」。
当然，人均 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额，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税收规模」。GDP 本身就包含大量不可能直接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企业留存收益、资本折旧、政府直接购买的公共服务、基建与公共安全支出，甚至中间品的价值增量……
但这种落差，无疑解释了一种很多人都说不清、却每天都在感受的状态：
你明明在创造价值，却始终感觉那不是「你的钱」；你参与了增长，但很难决定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回到你的生活里。
文中内容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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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们到底在拼什么？
中国社会的高强度，常被理解为一种效率选择：竞争激烈，所以必须努力。
但这种说法，回避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一个社会，是把不确定性留在社会层面慢慢消化， 还是要求个体在最早阶段就一次性对冲？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差异，那可能是：在墨西哥，风险更多是「社会化承担」； 在中国，风险被高度「个人前置」。
在当下的墨西哥，一个普通家庭并不需要提前三十年，就同时为养老、医疗、失业、子女教育做足准备。
当然，这些制度当然也并不完美，但它们至少没有要求你在最年轻、最有生产力的阶段，把一生的不确定性一次性兜完。
而在中国，每个人往往很早就被迫意识到：如果你现在不拼，未来的风险，可能没有人替你兜底。
于是，努力不再只是为了变得更好，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
在这种结构下，许多国人不会把买房、存款、考公当作一种人生选择，而是一套必须尽早完成的「安全本能」。
毕竟社会、家庭的保障，虽然可以防止「坠亡」，却不能预防「坠落」发生。
当风险被前置，时间自然会被压缩；当时间被压缩，生活就很难松弛。
04
风险前置，如何慢慢掏空内需？
当一个社会要求个体在最早阶段，就为几乎所有未来风险一次性对冲时，结果不只是「人更累」，还有一个更隐蔽、也更长期的变化：大量本可以用于当下生活的收入，被迫退出了消费体系。
这意味着：花钱本身，变成了一种需要反复计算风险的行为。
每一次消费，都会在脑中盘算：如果失业怎么办？如果生病怎么办？如果孩子以后读书怎么办？……
于是，需求不断压缩，长期低于这个社会具备的供给能力。
而一旦需求不足持续存在，它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生意差一点这么简单。
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常去的那些地方：商场里的餐饮连锁、街角的咖啡店、理发店、健身房，或者写字楼楼下那排外卖商户……
开店的时候，店铺面积、人手配置、设备采购，其实都是按预估的「正常客流量」设计的——这就是它的潜在经营能力。
但如果现实中每天的客流只能达到预期的七八成，那店家也只能节省成本——先是缩短营业时间，再减少排班，菜单变少，服务慢了；直到有一天，贴出「旺铺招租」，撤掉门店。
而这些被裁掉的店员、被退租的商铺、被砍单的供应商，又会减少自己的消费：少点几次外卖，健身卡不续了，衣服能不买就不买……原本只是生意清淡，渐渐整个商圈都冷了下去。
需求不足，会沿着最日常的消费链条，一层一层地向外传导。
很多人低估了「需求不足」危险的地方：一旦需求长期低于供给能力，供给本身就会被系统性拆除。
并不只限于某几家店生意差一点，而是一个在任何尺度上都成立的逻辑。
当这种逻辑从一条街扩展到一个城市、一个行业，最终覆盖整个经济体时，那么问题，就是整个国家的增长潜力，是否正在被一点点消耗掉。
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和万亿美元的顺差当然是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这也突破了许多国家的心理阈值。
当外部市场不再无限，地缘政治加剧摩擦时，出口扩张，无法再替代内需不足。
如果个人风险始终前置，内需始终不振，那么我们引以为傲，在全球一骑绝尘的生产力，本身也会陷入危机。
文中内容选自
周际洞见·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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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们被训练成「不敢消费」。
当生产能力已经客观存在，却迟迟无法被需求端真正承接时，问题不再是「能不能生产更多」，而是：
这些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为什么没能转化为当下敢用、愿用的购买力？这些产出，最终以什么形式，进入了谁的生活，又停留在了哪个时间点？
到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需要说清楚：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社会没有把钱分配给劳动者」。
在统计意义上，企业为雇佣一个人付出的成本不轻，中国劳动者分配到的回报不算很低。
一个完全合法合规的企业，为雇佣一名员工实际支付的总成本，远高于员工能「摸得着」的工资。
比如，企业每为一位员工支付 100 元，他真正能自由支配的现金，有 50 多一点。
关键在于：分配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有多少，能够被当作「当下可以使用的收入」。
当一笔收入并不真正停留在你手里，而是以社保、住房、公建、未来承诺等形式，被提前锁定、统一配置，你就无法把它当作今天的生活预算。
它存在，但不可动用；它属于你，但不能由你决定什么时候、用在什么地方。
于是，看起来并没有少给的收入结构，在体感上却变成了「不够用」、「不敢用」。
而一个社会，只要大多数人开始不敢用钱，内需就一定会塌缩，哪怕账面上的分配比例再漂亮，也无济于事。
当一个社会持续把风险前置给个体时，它换来的，往往不只是更努力的人，还有更谨慎的消费者、更短的消费半径，以及一套始终无法被「用满」的生产体系。
人被规训成：在每一次花钱之前，要先替未来的自己站岗。
结语
墨西哥街头的松弛，归根结底不是什么文化特色，而来自当下的现实：那里的普通人不需要把所有未来风险，都提前压缩进今天的每一次消费决策。
当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可以把收入当作「生活的工具」，而不是「防御的筹码」，经济才会真正开始呼吸。
而生活，才有可能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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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恺宸
排版｜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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