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厨房的水龙头，漏了三年。
不是大漏，是那种夜里能听见的、滴答滴答的细流。我跟老周提过几次，他每次都说“改天修”，然后那个“改天”就拖了一千多天。后来我习惯了，在滴水的地方放个塑料盆，夜里听着那声音入睡，竟成了婚姻的一种背景音——它一直在，但你懒得管了。
老周是我的丈夫，结婚十六年。我们的关系，和那个水龙头差不多——没彻底坏，但一直漏着点什么。
他在企业上班，朝九晚五，不抽烟不喝酒，每月工资准时上交。外人眼里，我是有福气的。可有些东西是外人看不见的：晚饭时只有咀嚼声的沉默，周六下午各自刷手机的背对背，还有那张两米宽的床上，中间那条永远没人越过的三八线。
不是没试过。刚过四十那年，我买过一件真丝睡裙，藏在衣柜最里面。有天晚上洗了澡换上，出来时他正躺在床上看新闻，头都没抬。我在他旁边站了五秒，然后自己走到另一侧，躺下，把那片丝绸压在身下，硌得生疼。
后来那件睡裙，被我剪了当抹布。
苏远是我请来的水电工。
那段时间厨房漏水忽然变严重了，塑料盆一夜能接满。老周又出差了，我翻了翻手机，在小区群里找到个推荐的号码，打了过去。
他来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工装的男人，手里提着工具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眼睛很亮，笑起来有一侧的酒窝。
“姐，是您家漏水？”他换鞋的时候，低头，鞋尖朝外摆得整整齐齐。
我带他去厨房。他钻进水池下面，打开手机手电筒，照着那些锈迹斑斑的管道。我站在旁边，看他修长的手指拧动扳手，指节偶尔擦过水管，动作熟练又安静。
“您这管子老化了，”他从下面探出头，额角有一点灰，“得换个新的。我去车里拿配件，很快。”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蹲下去继续忙活。我在旁边给他递东西，他接过去时会说“谢谢姐”。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工装的布料上有细小的灰尘在光里飞舞。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这龙头漏了三年了。”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头看我。那一眼很短，但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里面有疑惑，有意外，还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像是不忍。
他没接话，低下头继续拧螺丝。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应了，才听见他说：
“三年，那可够久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个事实。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见这句话的时候，眼眶突然有点发酸。
水龙头换好了。他拧开水阀试水，水流顺畅地冲进水池，发出久违的、没有滴漏的哗啦声。
“好了姐。”他站起来，收拾工具。
我问他多少钱。他报了价，我多转了他五十。他看着手机，愣了一下，抬头笑：“姐，您这给多了。”
“跑一趟不容易，拿着吧。”我说。
他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忽然说：“姐，以后家里有什么需要修的，您直接打我电话。我住得不远，随时过来。”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很简单的白底黑字，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串号码。
苏远。
那天晚上，厨房安静得我睡不着。
三年了，我习惯了那个滴答声，像习惯了老周的沉默。现在它消失了，夜里静得吓人，静得我心里发慌。
我躺在床上，老周背对着我，呼吸平稳。我在黑暗里睁着眼，忽然想起苏远那句话——“三年，那可够久了。”他说话时的眼神，那种不忍，像看见一只被困了很久的鸟。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心动。那不是小说里写的电光石火，也不是年轻时的心跳加速。那是更奇怪的东西——像有人轻轻叩了一下胸口那扇落了灰的窗，然后你发现，原来窗户是可以推开的，外面是有光的。
之后的日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我开始留意家里那些“漏了很久”的东西——阳台那扇关不严的推拉门，卧室里嘎吱响的抽屉，客厅墙上那幅一直歪着的画。我拍下照片，存在手机里，却一次也没打给苏远。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号码存在通讯录里，比打出去更让人安心。
可我还是遇见他了。
那天在小区门口的菜市场，我拎着一袋西红柿，他推着一个小推车，里面装着工具和几根PVC管。是他先看见我的，远远地就笑，露出那个酒窝。
“姐！买菜啊？”
我们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他说最近在给小区另一家装修，天天往这边跑。我问他吃饭了没，他说还没，早上出来急，忘带了。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手里的西红柿塞进他的推车里。
“拿着，干活累了生吃，解渴。”
他愣住，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他推着车走远，走了几步又回头，朝我挥挥手。
那个下午，我回到家，站在厨房里，很久很久，只是站着。
真正发生改变的，是那个暴雨天。
老周出差，儿子在学校。傍晚突然下起大雨，雷电交加，整栋楼的电路跳了闸。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闪电劈开的白光，一瞬一瞬地照亮客厅。
我怕黑，从小就怕。
我蜷在沙发角落里，手机没电了，屋里冷得像冰窖。雷声滚过头顶的时候，我下意识拨通了那个存了很久的号码。
他接得很快：“姐？”
“我家……停电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他沉稳的声音：“地址发我，别挂电话，我马上到。”
他就那样一直跟我说话，在电话里，穿过风雨和雷电。他说他刚收工，说今天工地上的趣事，说雨再大点他就要游过来了。我听着他的声音，发抖渐渐停了。
二十分钟后，门铃响了。
他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滴着水，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进门第一件事，是从袋子里掏出一把蜡烛和一盒火柴。
“就知道您家肯定没备这个。”他笑着，擦掉脸上的雨水。
蜡烛一支支点亮。黑暗被驱散了，客厅里跳动着温暖的光。他检查了电闸，说是整栋楼的问题，得等物业修。然后他坐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没走。
“等来电了我再走。”他说，“您一个人怕。”
我们就那样坐着，隔着两米的距离，在烛光里。窗外的雨还在下，雷声远了。他偶尔说几句话，说说他小时候也怕黑，后来当兵治好了。我听着，抱着膝盖，整个人慢慢松弛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电来了。灯刷地亮起来，刺眼得很。
他站起来，说：“好了姐，我走了。”
我送到门口，他换鞋的时候，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可他只是笑笑，说了句“关好门”，走进了雨里。
我站在门口，很久。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雨声淅沥。我抬起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湿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重新明亮的家里，闻着空气里残留的、蜡烛熄灭后的淡淡焦香，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心动，不是愧疚，是更复杂的——像心里那个漏了三年的龙头，终于被人拧紧了。可拧紧之后才发现，原来里面已经空了那么久。
我开始失眠。
老周出差回来，夜里躺在我旁边，鼾声如常。我侧过身，看着他的后脑勺，心里涌起一阵巨大的空落。不是不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变成了彼此的背景板。他不问，我不说，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滑过去，滑到四十多岁，滑到心里的漏水声，大过了厨房那个水龙头。
可苏远修好的，好像不只是水管。
他点亮蜡烛的那一刻，我被看见了。他坐在两米外陪我的那一刻，我被陪伴了。他临走时那一眼，我被确认了——确认我还是个女人，而不是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一个“应该知足”的中年女人。
之后我再也没打过那个电话。
那盒蜡烛用剩的半截，我收在抽屉里。偶尔打开，还能闻到一点淡淡的焦香。老周的衬衫依旧是我熨，晚饭依旧是我做，日子看起来什么都没变。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变了。
切菜时我会走神，想起那个在暴雨里浑身湿透的人。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两米之外的陪伴，比同床共枕十六年的人，离我更像“身边”。我甚至会在某个瞬间，无意识地哼起他那天随口唱的几句歌——他等来电时，哼过一首老歌，我没听过，却记住了调子。
我开始害怕。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打那个电话，害怕那两米的距离会变成零，害怕我守护了十六年的东西，会在一个暴雨夜，被几支蜡烛烧光。
可我更害怕的，是另一件事——
我怕这辈子，就只剩下那个漏水的龙头，和那张背对我的后脑勺。我怕我再也不会在暴雨夜被人惦记，再也不会有人隔着两米，只为陪怕黑的我。
中年女人的心，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不是没有门窗，是关久了，以为不需要光了。可突然有一天，有人轻轻叩了一下，你才发现——原来窗外的阳光，这么刺眼，这么烫。
有些漏水，三年了才有人修。有些空落，修好了才知道有多深。你会为了那盏在暴雨里为你点亮的蜡烛，赌上十六年的安稳吗？
人到中年，被“看见”一次，是奢侈，还是劫难？
当一个男人修好你家里的漏水时，也修好了你心里那道看不见的裂缝——这算不算一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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