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徐空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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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查出肝癌那年,47岁。

他属牛,一辈子像牛。开出租,白班夜班倒,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是常事。膝盖积水那年都没歇满一个月,说歇一天就少挣一天,我学费还没攒够。

2019年秋天,他瘦得厉害。皮带往里多紧了三个眼,他还挺高兴,说减肥成功。后来是肚子疼,一阵一阵的,自己找止疼片吃。我妈看他眼睛发黄,催着去做B超。他拖了两周,直到拉过一次黑便,才肯去医院。

B超探头在肚皮上划了两遍,医生让我去交费加急做增强CT。缴费窗口排队时,我还以为只是胆囊炎。

CT室出来,他坐在走廊塑料椅上,攥着检查单问我:“肝上有个东西,你看看多大?”我没敢看。他也不再问。

那年他47,我23,刚工作第二年。

确诊那天,他没说话,从病房窗户往外看了很久。楼下是住院部的花园,有人在晒太阳,有人推着输液架慢慢走。

过了半晌他回头,说的第一句是:“你房贷还有多少年?”

介入科的李医生拿着片子给我们讲方案。多发结节,门静脉有癌栓,手术切不干净。最合适的办法是介入——肝动脉化疗栓塞。

我爸听不太懂,只抓住一句“不开刀”。他怕开刀,怕躺在手术台上醒不来。

第一回介入,是我签的字。

手术室在二楼,家属不能进。等了两个半小时,他被推出来,脸上没血色,嘴唇干得起皮。护士说术后反应重,会发烧、会疼,正常。

那天夜里开始,他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膝盖顶着胸口,汗把枕头浸透。我妈攥着他的手,他攥着床栏杆,铁管嘎吱响。止疼针打了,效果只有两小时。他咬着毛巾,闷哼声还是从齿缝里往外钻。

我站在床边,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天我去问医生,能不能再加止疼药。李医生说已经用到标准剂量上限,肝病患者用药受限,硬加怕肝昏迷。

我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走廊里人来人往,没有一个跟我有关。

第一次介入出院时,他瘦了八斤。

能走能动,自己拎着行李袋下楼。路过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他看了两眼。我妈买了一个,他掰一半,分给我。

“还能吃上这口。”他说。

2020年春天,做第二次介入。

疫情刚开始,医院只许一个陪护。我妈留在家里,我一个人守了七天。

这一次反应比上次更重。发烧烧到39度8,退烧药压下去又烧起来。他疼得打滚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在床上翻滚。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侧躺着,膝盖顶着腹部,手扒着床边沿,说叔叔你再忍忍。

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我去水房洗碗,靠着墙蹲下来,眼泪流进口罩里。隔壁陪床的大姐路过,递我一张纸巾,没问,也没劝。

第三次介入是那年秋天。

他头发白了快一半。以前染,嫌显老。那年开始不染了,说没力气折腾。

介入完依然疼。但他不滚了,也没力气滚。只是侧躺着,眼睛睁着,看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从绿变黄,再落光。他说等明年春天,树发芽了,应该就好些了。

我们都说会的。

2021年夏天,第四次介入。

李医生这次术前谈话说得很直白:效果在减退,肿瘤标志物往上走了,可以考虑换方案,比如靶向,或者临床试验。

我爸问靶向药多少钱。

我说有医保,不贵。

他不信。偷偷让我妈去打听,回来后几天没说话。再开口,说不做靶向了,再做一次介入试试。

我没劝动他。他从来都是这样,自己拿主意,九头牛拉不回。

第四次介入做完,止疼药已经压不住痛了。

他开始吃吗啡。从一天一粒到两粒,到夜里还得加一粒。有时候疼迷糊了,会喊我妈的小名。我妈六十了,站在床边应他,像年轻时那样。

2022年元旦,他吃不进饭了。

肚子胀得像鼓,抽腹水,抽完两三天又长回来。白蛋白低,腿肿得一按一个坑。他不再问树什么时候发芽。他只是躺着,醒一阵睡一阵。

1月17号夜里,值班护士查房回来,说今晚血压稳了,心率也稳,你们歇一会儿。

我妈趴在床边睡着了。我靠着墙,半梦半醒。

凌晨三点多,他呼吸变慢。我站起来,叫妈,叫爸。监护仪上那条线还在走,波浪越来越平。

他没有挣扎。没有疼。像一盏油烧干的灯,灭了。

李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写:肝细胞癌,肝功能衰竭。

没有“脑转移”,没有“4毫米”。击垮他的不是哪个具体的病灶,是三年,是四次,是肝再也撑不住了。

他走的那天离48岁生日还差72天。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枕头底下翻出一个旧存折。

打开,第一笔存款是1999年8月,五千块。那一年我上小学,交择校费。

最后一笔存款是2022年1月3日,三千六。他去世前两周,拖着腹水,让我妈扶着去银行存的。

存折夹着一张纸条,他的笔迹,歪歪扭扭:“给帆帆结婚用。”

我35了,还没结婚。他不问,我也不说。我们爷俩都这样,话少。

前几天整理手机相册,翻出一段2019年的视频。他刚从第一次介入出院,瘦,坐在阳台晒太阳。镜头里我叫他一声,他回头,问:“干啥?”

我录了三十秒。阳光打在他脸上,皱纹还没那么深。

四年。四次介入。无数粒止痛片。我以为我们在打一场硬仗,挨过一刀是一刀,顶住一轮是一轮。

最后他睡过去了。没有遗言,没有告别,甚至没有疼。

可我不甘心。

不甘心他47岁才刚松一口气,不甘心他开了一辈子车没坐过我开的车,不甘心存折上那笔永远花不出去的钱,不甘心他看见树发芽了、自己却没等到春天。

肿瘤科走廊里挂着一块白板,写着在院患者的名字。他名字在那里出现过很多次。出院时被擦掉,再住院又写上。

最后一次擦掉,再也没写上去。

我把那张存折放在自己抽屉里。

那是他给我攒的底气,也是我一辈子还不完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