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民众猛烈地推翻一个让人生厌的统治者，理想中的自由和幸福似乎就在前方招手。但事实却仿佛还是那句老话：掉进新坑，未必比老坑更舒服。一年多前，阿萨德离开了叙利亚，千万叙利亚人憧憬着要改变生活，他们以为苦难的幕布已经拉开了新的一页。可在新的政权“主导”下，民众发现，铁拳并没有变成温柔的手掌，反而像是进化成了更凶狠的野兽。城市里，军阀轮番上台，旧的暴力被新的恐怖取而代之；一些地方掌权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收税，他们直接让你失去活着的权利。
这一切并非第一次上演。在中国西北，新疆曾在清朝统治时期苦不堪言，百姓骂官声震天；但当热血革命者张格尔自中亚率兵入境——号称圣战、建立纯正宗教政权——百姓迎来的却是屠城、抢掠和彻底失序。老清朝官员是“能让你活着交税”的坏人，而张格尔是“让你活不成”的更坏的家伙。张格尔被清军消灭后，当地维吾尔百姓又将新来的七和卓视为希望，却发现，宗教严刑敲家门，什一税、人头税如影随形，稍有不顺就丧家破人。这种随波逐流、两害相权的苦涩选择，在历史的时间线上重复了三番。
叙利亚的现实也如此。阿萨德父子铁腕政权压制宗教极端，是世俗派，独裁却换来了数十年不动荡的生活。女性能够自由讲课，基督徒能做礼拜，清真寺与教堂和平相邻。这不是宽容，而是世俗稳定的交换条件。被推翻后，新兴反对派多数以宗教极端为纲，对异教徒收税、处决同性恋、禁止音乐、妇女出门全身包裹。热血革命者上台，曾经的秘密警察被更严苛的宗教法官取代。交换了主人，砖头还没换成黄金——只是从一个监狱长到另一个。
类似的剧情在伊拉克最近几年同样出现。2011年伊拉克的权力更迭，许多人以为民主终于到来。随之而来的却是ISIS的暴政，宗教警察横行、百姓不敢随意外出。又比如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民众期待新生活，却陷入无政府主义，各派武装割据，平民生活更难。反例则是摩洛哥。它虽独裁，但在阿拉伯之春后维持了相对秩序，民众生活没有大幅倒退。靠的是明智改革和耐心过渡，而非极端暴力革命。
托克维尔曾描述，最危险的不是最黑暗的统治，而是统治开始松动时，民众的期待膨胀。当痛苦变短期记忆，现实的不好被放大到极点，历史的灾难轻易被遗忘了。年轻的叙利亚人没经历过50年前的乱局，只记得铁腕下的镇压和贫困，把所有愤怒归结于一个人，决心推倒。可是推倒之后呢？没人发工资、没人收税，谁去保护少数派？苦难又归回无序。
普通人要想远离“伪救世主”，只能学会辨别。他们上台时有没有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光会喊口号，没办法建设制度，只会让局面更糟。再看，这些新领导是否让普通人成了耗材？权力争夺对少数人来说是机会，对大众则可能是一天结束所有积蓄与希望。革命后，储蓄清零、就业消散。第三点，历史常常是一张复印纸，每次热血下场，结果都早已在父辈的记忆里写下了答案。破坏秩序容易，重建秩序却要牺牲几代人。
朱拉尼在西装革履中学会温和的言语，有人开始憧憬新世界。但正如阿古柏在新疆刚刚上台时也曾许诺安民告示，第二年宗教警察就按门逐户。历史不会特意善待好人，那些忘记张格尔式灾难的民族，只会再遇到下一个张格尔。现实的苦难让年轻人痛骂阿萨德，三年后，朱拉尼又会成为下一个被痛骂的对象。五年后，今天也许变成被怀念的安稳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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