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阕《望江南》,以梦回故国的深痛笔触,勾勒出上苑昔日繁华盛景,也让“车水马龙”这一璀璨意象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
然而,这抹描绘极盛人事的浓彩,其最初的笔锋却非起于哀婉的词章,而是源于东汉宫廷一道清醒而坚毅的凤诏。这其间,隐藏着一位传奇女性的智慧与一场关于权力、家风与历史教训的深刻抉择。
“车水马龙”典故的源头,系于东汉明德皇太后马氏一身。她并非凭借母以子贵的天然纽带登上后位,其道路在充斥着倾轧与机心的后宫丛林中,显得尤为独特而明亮。
马太后出身勋贵,乃“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幼女。家学的厚重与父亲的忠烈,为她奠定了“明德”的基石。
她幼承庭训,博览经史,尤精《周礼》与董仲舒之学,深厚的文化素养使其超越寻常后宫女子。十岁理家,已显卓荦之才;十三岁入侍东宫,侍奉光烈皇后阴丽华,以谨肃谦柔得其欢心。汉明帝刘庄即位,她被封为贵人。
命运的考验随之而来:她终生无出。在“子嗣即根本”的宫廷,这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然而,她以超越血缘的深挚母爱,抚育贾贵人之子刘炟(即后来的汉章帝),视若己出,关怀备至。
她的德行不仅感动了汉明帝,使其慨叹“人未必当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更令她以“德冠后宫”之名,在永平三年(公元60年)正位中宫,所养之子刘炟亦被立为皇太子。
无子而登后位,在历史上已属罕见;而能远离政治漩涡,以身作则,倡导俭朴,身着粗帛,谦抑自持,赢得举宫敬爱,则堪称奇迹。
当养子继位,她晋位皇太后,这份敬重与亲近未曾稍减。她的贤名,并非来自权力的锋芒,而是源于德行自然散发的光辉。正是在这份清醒与持守中,“车水马龙”的典故悄然孕育。
永平四年(公元76年),汉章帝即位次年,天降旱灾。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下,灾异常被解读为政事有失。
一些善于窥测上意的大臣,借此机会旧事重提,奏请加封马太后的三位兄弟马廖、马防、马光为侯。
表面理由是“以应吉兆,祈福消灾”,实则不乏攀附外戚、巩固自身之势的考量。年轻的汉章帝或许也对未能厚赏母族感到些许不安,意欲应允,以彰殊荣。
然而,这道看似“顺理成章”的奏请,遭到了马太后坚决而明智的否决。她并未因家族的荣显可能而动摇,反而洞悉了其后的危机。她特意颁下一道严诏,清晰阐明立场,其见识之远、拒意之坚,跃然纸上:
首先,她直指核心,驳斥关联:“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天下匈匈,患苦之。”她明确指出,旱灾与封侯并无干系,求封之举实为邀宠求利,并举西汉末年王氏外戚同日五侯、终致乱政的覆辙为戒。
接着,她展现出自律与警醒:“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作为天下最尊贵的女性,她自身力求俭朴,旨在为天下乃至外戚作出表率。
而后,便是点睛之笔,也是“车水马龙”诞生的那一刻:“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褠,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
太后描绘了一幅生动而令人警醒的图景:她不久前路过娘家所在的濯龙园,只见前来拜候、交通请托的车舆络绎不绝,如流水般穿梭不停;骏马相连,矫健如游动之长龙。连仆役都衣着光鲜,气势俨然。
这幅外戚门庭若市、僭越招摇的“车水马龙”景象,非但不能证明其应受封赏,反而暴露了其骄奢不谨、已显亢满之态。
因此,她断然结论:“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坚决拒绝了所有为马家兄弟请封的提议。
这道诏书如清钟鸣响,震撼朝野。它不仅是拒绝封赏的家事,更是一篇宣示抑制外戚、崇尚节俭、以史为鉴的政治宣言。
马太后以敏锐的洞察力,从“车水马龙”的浮华表象下,看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与道德滑坡。她不惜“自曝家丑”,以娘家过于热闹的场面为例,来警示皇帝、约束亲属、教化天下。
自此,“车如流水,马如游龙”这十字描绘,因其蕴含的深刻讽喻与警示意义,被载入《东观汉记》等史册,从一段具体的历史记载,逐渐凝练、流传,最终升华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成语“车水马龙”。
纵观“车水马龙”的诞生,它并非源于对盛世欢歌的单纯记录,而是出自一位深具智慧与责任感的女性统治者,对权力诱惑的警惕、对家族命运的忧思、对历史教训的铭记。
明德皇太后马氏从“车水马龙”的热闹中,看到的不是荣宠,而是危机;她用以约束家族的,不是威权,而是远超时代的清醒与德行。
当李煜在千年之后,用“车如流水马如龙”来追忆那永逝的繁华时,他或许不曾察觉,这华美辞藻的深处,最初响彻的是一道如此冷静而坚毅的凤鸣。
一词之流转,从庙堂诏令到词章绝唱,从警世箴言到繁华意象,其背后迤逦的,正是中国历史与文化长河中,那不绝如缕的智慧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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