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坐落于国家广场。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一安排并无不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座纪念碑并非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一时间的产物。战争结束四十二年后，即1995年，这座美国国家级纪念碑才落成揭幕。
在美国，朝鲜战争长期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其根源并非战争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而是美国领导层根本不敢承认他们在朝鲜战争中已倾尽全力的客观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至1950年6月，美军现役总兵力约为146万人。同时，195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约为130亿美元，远低于二战时期的峰值。此时，美国的战略重心明确部署在欧洲，以应对苏联。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战略规划，若与苏联爆发全面对抗，美军主力将用于保卫西欧，远东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次要方向。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在东亚的主力仅有驻日占领军第八集团军。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攻势，一度令美军措手不及。不过，美军将第八集团军下属的第24步兵师、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投入釜山防御圈后，成功阻滞了朝鲜人民军的推进。
麦克阿瑟接到增援命令后，指挥美军第十军在仁川成功实施两栖登陆。几次简单调动便彻底扭转朝鲜战场局势，使美国人认为朝鲜半岛的冲突不仅无关紧要，甚至算不上一场战争。早在1950年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在媒体采访中，将朝鲜半岛的战争定义为“警察行动”。
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率军向北快速推进，似乎印证了美国这一判断的准确性。美军未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调动，美国国内既未开展充足的战争动员，工业体系也未全面转向战时生产，所有人都认为冲突将在1950年内彻底解决。
然而，当美军越过三八线、试图消灭朝鲜政权时，一个警告传到华盛顿。1950年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传话：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必将出兵。
收到消息后，连战连捷的华盛顿将此解读为中国的政治讹诈与虚张声势，认为这只是阻止美军继续推进的手段，而非真实的战争决心。杜鲁门对自己的判断并非完全确信，遂于10月15日亲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面。当被问及中国或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轻蔑地回答：“可能性微乎其微”，并发表了一段极其傲慢的分析。杜鲁门未能识破麦克阿瑟的吹嘘，接受了他的观点，心满意足地返回华盛顿。
仅仅四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便跨过鸭绿江，正式投入朝鲜战场。自大的美国，即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1950年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时，美军仍处于战后和平时期向战时状态的过渡阶段，总兵力仅166万人，与战争爆发前相比变化不大，且未改变“欧洲优先”的战略，甚至同期向西德增派四个师，以增强北约对抗苏联的能力。
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地面部队主要包括：第八集团军下辖的第1骑兵师、第2、第24、第25步兵师，以及第十军下辖的第1海军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总兵力约20万。在杜鲁门看来，这20万大军解决朝鲜问题已是“杀鸡用牛刀”。
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现，以及随后发起的两次战役，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造成沉重打击，不仅彻底粉碎了美军“圣诞节回家”的幻想，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也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战争，全面启动国家战争机器，以掩盖在志愿军面前显露的力不从心。
志愿军入朝带来的直接变化，是美军总兵力短期内大幅增长。到1951年6月，美军现役总兵力激增至293万人，较战前不到一年时间几乎翻番，且这一趋势此后仍在延续。至上甘岭战役前夕的1952年6月，美军总兵力已膨胀至363万人，并在停战协议签署前长期维持这一水平。
关于朝鲜战争，美国国防部另有一份572万人次的服役统计，指战争期间所有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的总人数。这一数据并非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投入兵力，但其中绝大多数系因朝鲜战争动员，仅派往东亚的美军就高达178.9万人次。用美国自己的话说，战争期间美国动员数百万人，每两名士兵中就至少有一人曾赴或正前往朝鲜战场。
更能证明美国倾尽全力的，是战争开销。1950年美军全军军事预算仅130亿美元，到1951年便飙升近三倍，达330亿美元。1952年美军兵力见顶，源于美国人力已无法提供更多兵员；与停滞的兵力相比，美军军事预算持续走高，停战前夕预估全年预算将超过500亿美元，其中60%为朝鲜战争专项经费。
即便当时美国财力雄厚，500亿美元在今天仍是惊人数字，彼时更占到美国GDP的13%，联邦政府预算总额中军费占比高达69%，美国经济多维度呈现战时特征。
被动员的不仅是陆军，为确保朝鲜半岛制海权与制空权，美国海军动用半数以上主力舰艇，五个航母战斗群长期部署半岛周边，执行封锁、轰炸与火力支援任务；美国空军也将近半数作战连队投入战场，在“米格走廊”与获苏联支持的中国空军展开当时世界最先进、最激烈的喷气式战斗机空战。整场战争中投下的炸弹总量达63.5万吨，远超二战太平洋战场总消耗量。
面对巨额战争账单，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虽不愿承认朝鲜战争是一场开销巨大、难以取胜的战争，但行动上已倾向于与中国谋求停战，若暴露“打刚解放的中国需动员全部力量”的事实，美国盟友对其战胜苏联的信心将彻底崩塌。
艾森豪威尔在停战前夕已意识到这一点。1952年11月29日，他以当选总统身份秘密访问韩国前线，此次视察强化了其结论：以军事手段战胜中国不现实，继续作战只会让美国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于是，他一方面积极推进停战谈判，甚至亲自向盟友韩国施压；另一方面，在停战协议签署后便着手对朝鲜战争进行冷处理。1953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就停战协议发表全国讲话，演说庄重克制、略带沉重，毫无庆祝胜利之意。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回国时，未享受到二战结束时的盛大欢迎与全国致敬，美国社会对他们的经历与牺牲缺乏了解与兴趣，热衷描写战争的文艺作品也整体缺位。战后一二十年间，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书籍等文化产品，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均远不及二战题材。
这并非因为朝鲜战争不重要，而是美国政府长期无法对这场战争给出合理解释：若称“未尽全力”，则与动员数据矛盾；若承认“倾尽全力”，则“连新中国都打不赢”的事实会摧毁盟友信心。
最终，朝鲜战争成为美国领导层刻意抹去的记忆，本质不过是一场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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