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挽着儿子走进宴会厅时，第一眼看见的，是她。

不是新娘。是亲家母。

她坐在主桌左侧，深紫色旗袍，珍珠项链，头发烫了讲究的卷。四十年，足够把一个十八岁少女变成五十八岁雍容妇人。可她还是那样坐着——脊背微微前倾，右手无意识地摩挲左手腕——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从没改过。

她抬头。

四目相对。

婚礼进行曲震耳欲聋，满堂宾客起身鼓掌。我却什么都听不见了。世界坍缩成一条隧道，隧道尽头是她瞬间失去血色的脸，和她腕上那道细白的旧痕。

四十年前那个雨夜，隔着绿皮火车的车窗，她也是这样望着我。

1984年，我十八，她十八。

我们约好了一起走。去广州，听说那里有自由市场，有不用介绍信的工作，有能容下两个女孩相依为命的地方。她偷出家里的八十块钱，缝在蓝布棉袄夹层里。我收拾好帆布书包，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裳和一本《舒婷诗集》。

火车站在镇子东头，夜里十一点最后一班过路车。她先到，抱着那个陪她睡了许多年的荞麦枕——她说火车上硬，垫着能舒服些。我跑到时，车已经进站了。

“快！”她伸手。

我握住那只手，正要迈步上车，身后传来她父亲的怒吼。

后来的事我不愿再想。她被抓回去，我被学校记过。那床荞麦枕掉在月台上，枕套摔破了，荞麦壳洒了一地。她回头望了我一眼，像要把我的样子刻进骨头里。从此再没见过。

听说她第二年就嫁了人，去了很远的城市。

我也嫁了人，生儿育女，把那个雨夜锁进记忆最深的抽屉。

四十年了，我几乎以为钥匙已经丢了。

“妈，妈？”儿子轻轻拽我袖子，“该上台了。”

我回过神。她已垂下眼睑，正襟危坐，右手死死按着左手腕。那截空荡荡的腕上，当年什么都没有，如今也没有。

没有表，没有镯子，没有婚戒。

只有一道淡淡的、几乎看不清的旧痕——那是她十八岁时，替我挡碎玻璃留下的。

婚礼流程像一场慢镜头。新人宣誓、交换戒指、双方父母致辞。我站在台上，念着昨晚背熟的稿子，眼睛却越过儿子的肩，落在她微垂的侧脸。她始终没有再看我。

直到敬酒环节。

我们两家人终于站在同一张圆桌边。亲家公是个敦厚和善的男人，举杯时笑呵呵说着客气话。她站在他身侧，笑容标准，应对得体。完美的贤内助，完美的母亲。

轮到我们碰杯。

两只高脚杯轻轻相触，发出细脆的一声。她终于抬起眼，望进我眼底。

那目光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故人重逢的激动。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极深极沉的平静——像深冬结了冰的湖面，冰层之下，是四十年前没能流完的雨水。

“亲家母，”她开口，声音平稳，“以后两个孩子，麻烦你多费心了。”

“应该的。”我听见自己说。

两只杯子分开。她转身去招呼别的宾客。

那晚宴席散后，我在酒店露台上站了很久。初秋的风已经凉了，吹得肩头披肩直往下滑。

身后有脚步声。

我转过头。她站在三步开外，手里拿着我遗落在宴会厅的手包。

“你的。”她递过来。

我接过。她没有立刻走。

月光下，她的脸柔和了许多，但那双眼睛还是旧时模样。四十年了，她看人的方式没变——总是直直的，不躲不闪。当年我爱极了这双眼睛，如今却不敢与之对视。

“你儿子，”她先开口，“很像你。倔。”

“你女儿更像你。”我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她轻轻弯了一下嘴角。

沉默在我们之间铺开，像那年月台上洒了一地的荞麦壳。

“那晚……”我开口。

“别说了。”她打断我，声音很轻，却不严厉，“都过去了。”

“你恨过我吗？”

她没回答。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带起她鬓边一缕碎发。

很久之后，她说：“恨过。恨你为什么不再来找我，恨你为什么不等我，恨你后来嫁了人，生了孩子，过得很好。”她顿了顿，“也恨我自己，为什么没勇气再跑一次。”

我的眼眶开始发烫。

“可是后来，”她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声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女儿出生那天，我抱着她，忽然想通了。那天就算我们一起上了火车，去了广州，后来的人生会更容易吗？我们两个十八岁的女孩，没有钱，没有文凭，没有靠山。也许熬出来了，也许熬不出来。也许我们还是会在某个岔路口走散，也许不会。”

她转过头，看着我。

“没有发生的那个版本，不用去想了。”

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被堵住了。四十年的眼泪堵在那里，出不来，也咽不回去。

她伸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那只手已经不再年轻，皮肤有了细密的纹路，却还是我记忆里的温度。

“他把那本诗集带来了。”她说。

我一愣。

“你儿子，”她收回手，垂下眼帘，“订婚时来家里吃饭，背了一首舒婷。说你打他小时候就老念那首诗。”

《致橡树》。

我教儿子背的第一首诗。他小时候背不下来，我把每个字都注上拼音，一遍一遍念给他听。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她在夜色里轻轻念出这两句。

“那年你在月台上，书包里就是这本书。”她笑了笑，眼角细纹深深浅浅，“我看见了。一直没告诉你。”

她转身离开。旗袍下摆拂过露台的石砖，发出极轻的窸窣声。

我站在原地，任夜风灌满肩上的披肩。

楼下宴会厅灯火渐熄，服务生开始收拾杯盘。儿子发来消息：“妈，爸先带丈母娘他们回酒店了，我在门口等你，不着急。”

我没有回。

露台很静。我独自站了很久，久到月亮从云后完全移出来，久到四十年岁月在身后缓缓流过。

年轻时以为人生是道单选题，选错了就万劫不复。走到五十多岁才懂，其实每条路都有各自的遗憾与成全。我没能和她登上那列火车，却在这座城市扎下根，养大了一个会背《致橡树》的儿子。她嫁了温和敦厚的男人，把那个没能远行的少女妥帖收藏，然后在今天，把女儿送进我的家庭。

我们都没能嫁给那个人。

但我们各自成为了树。

电梯门关上前，我从镜面里看见自己的脸。泪痕已干，嘴角有淡淡的笑纹。原来四十年足够让爱恨沉淀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原谅，不是遗忘，只是终于能够平静地站在彼此面前，说一句“你儿子很像你”。

像有什么要紧。

我真正想问她的是：这些年，你可曾后悔过？可曾在下雨的夜晚想起那个月台？可曾在梦里见过满地荞麦壳？

可我什么都没问。

因为她也没问过我。

电梯平稳下行。数字从18跳到1。

门打开，儿子站在大堂，正低头回消息。抬头看见我，他收起手机，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空了的提包。

“妈，累了吧？”

“还好。”

“亲家母人挺好，对吧？”

我顿了顿。

“嗯，”我说，“是很好。”

车门打开，我坐进后座。车子缓缓驶出酒店大门，经过那棵挂满彩灯的行道树。它被装点得很亮，像另一场不属于任何人的婚礼。

我闭上眼。

车窗外交警吹哨，代驾师傅轻声问路。城市的夜晚同四十年并无太大分别，总有人赶往归处，总有人等在站台。

只是那列绿皮火车，早就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