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盒是姐姐抱着的。
她非要抱。
我说我来，她瞪我一眼，那眼神跟刀子似的，好像我再多说一个字，她就能当场把她怀里那个死沉的黑檀木盒子砸我脑袋上。
我没再跟她争。
其实，我根本不想碰那个盒子。
冰凉，沉重，四四方方，像一块压缩到极致的厄运。我爸，九十四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就变成了这么个玩意儿。
我开着车，我老婆坐副驾，姐姐抱着我爸，坐在后排正中间。
从殡仪馆回家的路，出奇的堵。
车载音响没开，车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嘶嘶的冷气声，吹得我后脖颈子发凉。
我老婆在旁边，眼圈还是红的，时不时拿纸巾小心翼翼地擦一下眼角，不敢发出声音。
我从后视镜里看我姐。
她叫王敏，我叫王勇。
她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抱着那个盒子，像抱着一件稀世珍宝。她的背挺得笔直，下巴绷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建筑，眼神是空的。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大概在想，爸，我们回家了。
她也一定在想，王勇这个混蛋，没心没肺。
从爸闭眼到现在，我一滴眼泪都没掉。
不是我心硬。
是流不出来。
像一截被水泡得发白、浮囊囊的烂木头，你再怎么拧，也拧不出水了。最后那半年，早就把我的眼泪、我的精力、我的所有一切，都榨干了。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
我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刹车灯，红成一片，像一片凝固的血。
我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搓。
“回家把他放哪儿？”
我老婆吓了一跳，肩膀哆嗦了一下。
后排的王敏，像是没听见。
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姐，骨灰盒回家放哪儿？总得先有个地方。”
王敏的目光，终于从窗外收了回来，透过后视镜，冷冷地射向我。
“你还知道回家？我还以为你出了殡仪馆的门，就直接回你自己家了。”
她的声音，也跟淬了冰一样。
我心里一股火，“噌”地就上来了。
“王敏，你说话什么意思？爸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你能不能别跟个炮仗一样，逮谁炸谁？”
“我炸你？王勇，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这半年来，你管过多少事？钱是你出的多，我承认！但你人在哪儿？爸拉裤子上了，给你打电话，你说你在开会！爸半夜发烧，给你打电话，你说你明天要出差！你人呢？”
又是这套。
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
我老婆在旁边，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手在底下悄悄拽我胳膊。
我把她的手甩开。
“我在开会，我在出差，我不挣钱，谁来付那些账单？疗养院的床位费，护工的工资，进口的营养液，还有那些不知道有没有用的药！哪一样不要钱？你一个月那点退休工资，够干嘛的？”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王敏在后排的声音陡然拔高，她怀里的骨灰盒都跟着晃了一下。
“爸需要的是钱吗？他最后那段日子，需要的是人！是儿子！你懂不懂？”
我懂。
我怎么不懂。
可懂了，又能怎么样？
我一脚油门，车子猛地窜了出去，紧接着又是一个急刹。
后排王敏的身子往前一冲，又被安全带狠狠地勒了回去。
“你疯了！”她尖叫。
我没理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前面那辆车的屁股。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一家人，的可笑。
父亲，那个曾经能一个人扛起一袋一百斤大米的男人，那个在院子里给我们做木头手枪的男人，现在，就装在后排那个小小的盒子里。
而他的儿子和女儿，在他的“尸体”旁边，为了谁付出得更多，吵得面红耳赤。
多讽刺。
接下来的路，没人再说话了。
车里的空气，比刚才还要粘稠，压得人喘不过气。
终于，到了爸生前住的那个老小区。
车开不进去，停在了巷子口。
我下车，走到后排，拉开车门。
“我来拿吧。”我说，声音里已经没了火气，只剩下疲惫。
王敏没看我，也没说话，只是把那个黑檀木盒子，小心翼翼地递了出来。
我接过来。
入手的感觉，比我想象的还要沉。
那重量，坠得我胳膊往下一沉。
我们三个人，一前一后，往那栋熟悉的、掉光了墙皮的红砖楼走。
楼道里，昏暗，潮湿，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陈年的霉味和饭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声控灯是坏的。
我走在最前面，用手机打着光。
光柱晃晃悠悠，照亮了斑驳的墙壁和布满灰尘的扶手。
我们家在五楼。
没有电梯。
九十四岁的老人，生命最后的两年，就是被困在这栋五楼的房子里。
我以前劝过他，我说爸，咱换个电梯房吧，或者干脆去住疗养院，条件好，还有人照顾。
他不干。
他说，他死也要死在这儿。
这是他和我妈结婚的房子。
我妈走了二十年了。
他一个人，守着这座房子，也守了二十年。
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的腿，像灌了铅。
怀里的盒子，越来越重，重得像一座山。
我能听到身后，王敏和我老婆粗重的喘息声。
终于，到了五楼。
我掏出钥匙，手抖得厉害，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
门开了。
一股熟悉的、混杂着药味、消毒水味和老人身上独有气味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一瞬间，我差点吐了。
这味道，就是过去半年，我每次踏进这个家门时，闻到的味道。
它像一张无形的网，瞬间就把我拖回了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
屋里拉着窗帘，很暗。
王敏越过我，啪嗒，按下了客厅的灯。
日光灯管闪了两下，发出“嗡”的一声，惨白的光，瞬间洒满了这个小小的客厅。
一切，都和我昨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沙发上，还搭着我爸生前最喜欢盖的那条薄毯子。
茶几上，放着他的老花镜，和一个没喝完的水杯。
墙角，那张我们后来添置的医疗床，已经空了。
白色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
可我总觉得，我爸还躺在那儿。
那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眼睛半睁着，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声的老人。
“放哪儿？”我又问了一遍，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王敏指了指客厅正对着门的那面墙。
墙上，挂着我妈的黑白遗像。
照片里的我妈，梳着两条大辫子，笑得特别甜。
“先放那儿吧。我买的灵位还没到，先让你爸，跟你妈待会儿。”
王敏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方凳，擦了又擦，然后小心地摆在遗像下面的空地上。
我走过去，弯下腰，把那个黑檀木的盒子，轻轻地放在了方凳上。
摆正。
和墙上我妈的遗像，对齐。
做完这一切，我直起腰，退后两步。
我看着那张黑白照片，和照片下面那个黑色的盒子。
突然之间，腿一软。
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我老婆尖叫一声，冲过来扶我。
“王勇！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我摆摆手，示意我没事。
我只是，突然之间，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仰着头，看着我爸妈。
一个在相框里，一个在盒子里。
他们终于，“团聚”了。
王敏没管我，她走到方凳前，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香，用打火机点燃，然后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烟，袅袅地升起。
她嘴里念念有词，说的什么，我听不清。
大概是在说，爸，你安心走吧，家里都好。
都好？
哪里好了？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只觉得荒诞。
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折腾了那么久，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是这个冰冷的盒子，和一个“节哀顺变”的牌子。
我老婆想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我没动。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开始一帧一帧地，回放过去那半年。
尤其是，最初的那个决定。
那是一切痛苦的开始。
半年前。
也是在这个客厅。
但那时候，客厅里还没有那张扎眼的医疗床。
我爸，还能自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卧室走到沙发。
那时候，他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回来。
诊断书，就摆在茶几上。
胰腺癌，晚期。
医生说，老爷子年纪太大了，94了，身体底子太差，经不起化疗，也经不起手术。
保守治疗，意义也不大。
医生的原话是：“回家吧，让老人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最后这段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别折腾了。”
别折腾了。
说得轻巧。
我、王敏、我老婆，还有我舅，四个人，围着茶几，坐了一圈。
我爸在卧室里睡觉。
那张诊断书，像一颗炸弹，摆在桌子中央。
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我舅，我妈的亲弟弟，先开了口。
“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吧。九十四了，也算是高寿了。”
我舅是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一辈子没经过什么大事。
我看了他一眼，没做声。
我老婆是个小学老师，心软，眼圈当时就红了。
“就……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哪怕……哪怕能多活几个月也好啊。”
王敏，我姐，当时是表现得最冷静的一个。
她拿起那张诊断书，又看了一遍，然后“啪”地一下，把它拍在了桌子上。
“什么叫别折腾了？意思就是让我们回家等死呗？”
她看着我，眼睛里冒着火。
“王勇，你拿个主意。你是家里的男人。”
我？
我能拿什么主意？
我是个搞工程的，管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项目。在工地上，我说一不二。
可是在这儿，在“死亡”这个终极命题面前，我屁都不是。
我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根，猛吸一口。
烟雾呛得我直咳嗽。
“医生不是说了吗，年纪太大了，经不起折腾。”我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听医生的，回家等死？”王敏追问，步步紧逼。
“什么叫等死？说得那么难听！”我有点烦躁，“医生的意思是，让爸最后这段时间，过得舒服一点，有尊严一点。”
“尊严？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那叫有尊严？”
“那不然呢？拉到医院，浑身插满管子，电击，抢救，最后人不还是没了？那就有尊严了？”
我们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
我舅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劝。
“小勇，小敏，你们别吵，别吵。这是给爸看病，不是吵架。”
我老婆也小声说：“是啊，有话好好说。”
王敏根本不听。
她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说：“王勇，我告诉你，爸不能就这么放弃。咱们得治！不管花多少钱，倾家荡产，也得治！”
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疯子。
“治？怎么治？医生都说没办法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医生说了算个屁！他们那是怕担责任！现在的医院，哪个不是这样？一看年纪大的，一看是晚期，就直接判死刑！我们自己不争取，谁给你争取？”
“争取什么？让爸多受几个月罪吗？你想过没有，化疗是什么滋味？手术台有多冷？爸那个身体，他扛得住吗？”
“我不管！我只知道，他是我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
“那不是希望！那是你的执念！是你自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
“你放屁！”
王敏“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
“王勇，你就是自私！你就是怕花钱！怕麻烦！你巴不得爸早点走，你好省心，是不是？”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全涌到了头顶。
我也站了起来，指着她。
“王敏！你他妈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怕花钱？我怕麻烦？这些年，爸生病住院，哪次不是我跑前跑后？家里的开销，哪样不是我出的？你除了动动嘴皮子，你干过什么？”
“我干过什么？我退休了，我天天来照顾爸，给他做饭，陪他说话！你呢？你一个礼拜能来一次就不错了！你除了扔下几个钱，你还管过什么？”
“我不管，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钱很重要吗？爸缺你那几个钱吗？”
我们俩，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眼睛都红了。
我舅和我老婆，两个人一边一个，死死地拉住我们。
“别吵了！求求你们别吵了！爸还在里面睡觉呢！”我老婆都快急哭了。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头上。
我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回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王敏也坐下了，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无声地哭。
客厅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我抽烟的“嘶嘶”声，和王敏压抑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
我舅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其实……小敏说的，也有道理。就这么回家等着，是有点……太残忍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烟雾在我眼前缭绕。
我舅继续说：“但是小勇担心的，也对。老爷子这个岁数，再上那些手段，确实是遭罪。我见过，我那老邻居，就是肝癌，在医院折腾了小一年，最后人不人鬼不鬼的，钱花光了，人也没了。”
他说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王敏。
“要不……这样吧。咱们也别去大医院折腾了。就找个好点的中医，开点中药，调理调理。死马当活马医，万一……万一有奇迹呢？”
中医？
我心里冷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个。
但这话，我没说出口。
我知道，这不过是我舅在和稀泥。
他想找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能让我们俩都接受的台阶。
王敏不哭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舅，眼睛肿得像桃子。
“中医……行吗？”
“试试呗，”我舅说，“总比干等着强。而且喝中药，也不遭罪。就当是……调理身体了。”
王敏没说话，她看向我。
那眼神，带着一丝祈求。
我知道，她也吵累了。她也害怕了。
她所谓的“倾家荡产也要治”，不过是一句气话，一句给自己壮胆的口号。
真到了那一步，她比谁都清楚，凭她那点退休金，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
她需要我。
需要我点头，需要我掏钱。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恨她吗？
也谈不上。
我知道，她爱我爸，比我爱得更“纯粹”。
因为她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现实。
而我，是一家之主。
我不仅要对我爸负责，我还要对我老婆，我儿子，我自己的小家负责。
我不能真的为了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奇迹”，就把整个家都拖进泥潭。
我掐灭了烟头。
“行。”我说，“那就试试中医。钱我来想办法。”
我顿了顿，补充了一句。
“但是，我们说好。只看中医，吃中药。不去医院，不上那些化疗、手术。如果……如果爸的病情恶化了，我们就……就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在家里走。不送医院抢救。”
这是我的底线。
我不想看到我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各种管子和仪器包围，死得毫无尊严。
王敏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她在天人交战。
“好。”
最终，她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字。
“但是，”她也提出了她的条件，“我要搬过来住。我要亲自照顾爸。你们谁也别跟我抢。”
我看了她一眼。
“随你。”
我老婆想说什么，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就这样。
我们家庭会议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家，用中药，保守治疗，等待一个不可能的奇迹”。
现在想来，这个决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味道。
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决定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王敏找到了“我尽力了”的道德慰藉。
我舅找到了“我劝过架了”的置身事外。
我找到了“我保全了小家”的现实利益。
我老婆找到了“家庭和睦”的暂时平静。
我们都以为，我们为父亲选择了一条最“人道”、最“有尊严”的道路。
我们甚至，为自己的“明智”和“孝顺”，感到了一丝隐秘的自我满足。
看啊，我们没有像那些不孝子孙一样，把老人扔在医院，任由医生宰割。
我们选择了让他“安详”地，在熟悉的家里，走完最后一程。
多么温情，多么伟大。
可是，我们谁都没想到。
从“决定”到“死亡”的这半年，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安详”和“温情”。
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是我们亲手，把父亲，也把我们自己，推上了那条路。
“大病等死”，这四个字，听起来，带着一种顺应天命的平静。
但实际上，它是一场无比残酷、无比磨人的凌迟。
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双重凌迟。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不错。
我托关系，找了一个据说很有名的老中医。
每周，我开车去那个老中医的私人诊所，给我爸拿药。
一大包，一大包的草药，散发着浓重的、苦涩的味道。
王敏每天就在家里，一丝不苟地，用砂锅给我爸熬药。
一天三次，一次一大碗。
我爸很听话，每次都皱着眉头，一口气喝完。
喝完，他就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走几圈。
然后，就回到他那个小卧室，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那段时间，家里甚至出现了一种久违的、虚假的“温馨”。
王敏忙里忙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我每次来，都能看到她不是在熬药，就是在给我爸擦身子，或者是在研究什么新的“抗癌食谱”。
她把我爸照顾得很好。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我爸的脸色，甚至比刚出院时，还红润了一些。
他还能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
有时候，我陪他聊天，他还能跟我讲讲他年轻时候，在厂里当劳模的事。
王敏很得意。
她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说：“你看，我就说吧，中医有用。比西医那套强多了。”
我嘴上应和着“是是是”，心里却总有一丝不安。
因为我知道，那不过是回光返照。
是那些中药里的某些成分，在刺激着他衰竭的身体，透支着他最后的一点生命力。
果然。
这种虚假的平静，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
转折，是从我爸第一次摔倒开始的。
那天，王敏出去买菜。
我爸自己一个人，想从卧室去上厕所。
结果，腿一软，就摔在了地上。
等王敏回来，我爸已经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快一个小时。
人，已经说不出话了。
王敏吓坏了，赶紧打了120。
这是我们第一次，违背了当初“不送医院”的约定。
送到医院，一检查。
股骨颈骨折。
医生看着片子，直摇头。
“这么大年纪，骨头跟酥了一样，这一下摔得不轻。手术是肯定不能做了，风险太大，下不了手术台。”
“那怎么办？”王敏急得直哭。
“还能怎么办？躺着养。能不能养好，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医生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94岁的老人，摔断了股骨颈，让他躺在床上养。
这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
从那天起，我爸，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他彻底瘫在了床上。
也是从那天起，“大病等死”这四个字，才真正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
地狱，降临了。
我们买来了那张医疗床，放在客厅。
因为客厅通风好，也方便我们照顾。
我爸，就从他的卧室，搬到了这个曾经全家人欢声笑语的地方。
吃喝拉撒，全在这张一米二宽的床上。
一开始，他还清醒。
他知道自己大小便失禁了，会觉得难为情。
每次王敏给他换尿布、擦身子的时候，他都会把头扭到一边，眼睛里，满是羞愧和痛苦。
他甚至，开始拒绝吃饭。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来维护他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
王敏就跪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
“爸，你吃一口，就吃一口。你不吃饭，哪有力气好起来？”
她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我爸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也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还是张开了嘴。
他不想让她难过。
那个场面，我每次想起来，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
一个曾经顶天立地的男人，现在，连决定自己吃不吃饭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他选择的，“有尊严”的死法？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
瘫痪在床，最怕的是什么？
是褥疮。
尽管王敏已经尽心尽力，每隔两个小时，就给他翻一次身，给他擦洗。
但褥ROC疮，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先是在他的尾椎骨那里，一小块红斑。
然后，慢慢地，变成了紫黑色。
再然后，破皮，流脓，烂掉。
形成一个黑漆漆的、深不见底的洞。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褥疮的时候，正在给我爸喂水。
我不小心，碰到了他身下的垫子。
他整个身体，像触电一样，猛地抽搐了一下。
一声压抑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
我吓了一跳。
“爸，你怎么了？碰到你哪儿了？”
他不出声，只是哆嗦。
我掀开被子。
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瞬间冲了出来。
我看到了那个洞。
那个黑色的，正在往外渗着黄水的洞。
我当场，就吐了。
不是恶心。
是心疼。
是绝望。
是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自我谴责。
王敏听见动静，从厨房跑出来。
看到我吐了，又看到我爸那个烂掉的伤口，她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有骂我。
她只是默默地，拿来温水、棉签、消毒药水，和一种专门治疗褥疮的药膏。
她跪在床边，熟练地，一点一点地，清理那个伤口。
我爸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大的呻吟。
我看着王敏的侧脸。
她很专注，也很平静。
仿佛，她清理的，不是自己父亲身上一个正在腐烂的洞，而是一件需要修补的瓷器。
我突然意识到。
在日复一日的，和屎尿屁、腐肉、恶臭打交道的过程中。
她已经麻木了。
或者说，她已经“专业”了。
而我，这个所谓的“主心骨”，这个“出钱的”。
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我只在周末，或者下班后，才会来到这个人间地狱。
我看到的，永远是王敏已经收拾干净的“现场”。
我闻到的，是她用消毒水和空气清新剂，掩盖过的味道。
我以为，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
我以为，我爸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他不是在等待死亡。
他是在被死亡，一寸一寸地，活活吞噬。
从那天起，我开始失眠。
我一闭上眼，就能看到那个黑色的洞。
能闻到那股腐烂的恶臭。
能听到我爸那声压抑的呜咽。
我开始害怕回到这个家。
每次，车停在楼下，我都要在车里，抽掉半包烟，才能鼓起勇气，走上那段熟悉的楼梯。
而王敏，她就住在这个地狱里。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不敢想。
我们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
但争吵的内容，已经变了。
不再是“要不要治”的问题。
而是“怎么办”的问题。
“送疗养院吧。”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
“那里的护工，比我们专业。他们有办法处理褥疮，也有专门的设备。”
王敏正在给我爸换尿布，头也没抬。
“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可以找最好的！二十四小时一对一的！”
“最好的？再好的护工，有女儿亲吗？他们会把屎把尿，当成自己的事吗？”
“王敏，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看看你现在，都快被拖垮了！你才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你也是人，你也需要休息！”
“我不用！”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跟我自己说过，爸，要由我，亲手送走。这是我的责任。”
“这不是责任！这是愚孝！是你自己在感动自己！”
“你放屁！你就是想甩包袱！王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把爸送走，眼不见为净，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你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又来了。
又是这种诛心之论。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甩门而出。
下楼的时候，我听到她在屋里，压抑的哭声。
还有，我爸，断断续续的、含混不清的呢喃。
“别……别吵了……”
你看。
他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说不出来。
他像一个活在套子里的人，被困在自己衰败的身体里，清醒地，感受着自己一点一点烂掉，腐败。
感受着自己的儿女，因为他，反目成仇。
这，就是我们给他的，“安详”？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癌细胞的扩散，我爸开始出现全身性的疼痛。
那种疼痛，是任何止痛药，都无法缓解的。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在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发出一阵一阵的，低沉的呻吟。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钝刀，在你的心上，来来回回地割。
王敏就陪着他，整夜不睡。
给他按摩，给他讲故事，给他放他最喜欢的京剧。
都没用。
有一次，半夜三点，我接到了王敏的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王勇，你快来！爸……爸他不对劲！”
我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一路闯着红灯，飙车到了楼下。
我冲上五楼。
一开门，就看到王敏抱着我爸，坐在地上。
我爸，像一只离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睛翻着白眼，浑身抽搐。
“他……他刚才，说他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然后就这样了。”王敏语无伦次。
我看着我爸的样子，脑子里“嗡”的一声。
只有一个念头：他快不行了。
“打120！快！”我冲王敏吼。
这是我们第二次，违背了约定。
救护车呼啸而来。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瘦得像一根柴火一样的我爸，抬上了担架。
在救护车上，医生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做了心电图。
“情况很不好，心率失常，呼吸衰竭。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到了医院，直接送进了抢救室。
我、王敏、还有闻讯赶来的我老婆，三个人，站在抢救室门口，像三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红色的“抢救中”三个字，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突然想起，半年前，我们坐在一起，开那个家庭会议。
我说：“如果爸病情恶化了，我们就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在家里走，不送医院抢救。”
王敏说：“好。”
多么可笑的约定。
在真正的生死面前，在亲人撕心裂肺的痛苦面前，所有的约定，所有的“理智”，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你根本，做不到。
你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你的面前，痛苦地断气。
你唯一的本能，就是救他。
哪怕，你知道，这只是徒劳。
抢救了三个小时。
医生出来了，摘下口罩，一脸疲惫。
“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老爷子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压迫到了呼吸系统。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他看着我们，顿了顿，说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人都如坠冰窟的话。
“说实话，你们再这么折腾，送来送去，对他来说，就是增加痛苦。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姑息治疗。”
姑息治疗。
一个听起来，很高级，很“人性化”的词。
说白了，就是打吗啡。
用强效的镇痛剂，来麻痹病人的神经，让他感觉不到痛苦。
代价是，病人会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直到，呼吸停止。
“这和等死，有什么区别？”王敏颤抖着问。
“区别就是，他不会再那么痛苦了。”医生说，“你们让他躺在家里，硬生生地扛着，那才是真正的残忍。你们以为的‘安详’，对他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和王敏的脸上。
是啊。
我们自以为是的“孝顺”，我们精心设计的“善终”。
在专业人士的眼里，不过是一场愚蠢而残忍的闹剧。
我们以为，把他留在家里，就是爱。
却不知道，这种“爱”，正在把他推向更深的痛苦深渊。
那天晚上，我爸被转入了普通病房。
他戴着氧气面罩，昏昏沉沉地睡着。
各种仪器，滴滴答答地响着。
他最终，还是变成了我们当初，最不想他成为的样子。
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冰冷的医院里。
我和王敏，坐在病床边，一夜没合眼。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接他回家”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在家安详离世”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了。
我们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输给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自以为是，和我们那点可怜的、自私的“孝心”。
“王勇，”天快亮的时候，王敏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你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我看着窗外，泛起鱼肚白的天空。
“是。”我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从回忆里抽身。
客厅里，那三根香，已经烧完了。
只剩下三缕灰白的香灰，倔强地，挺立在香炉里。
仿佛，我爸那不屈的、最后却被我们彻底压垮的灵魂。
王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她的房间。
我老婆，还蹲在我身边，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王勇，你没事吧？地上凉，快起来。”
我摇摇头。
我不想起来。
我就想这么坐着。
因为，只有身体上的冰冷，才能稍微缓解一下，我心里的灼痛。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从爸走后，我一滴眼LI都流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悲伤。
我只有，无边无际的，悔恨。
和一种，迟来的，刻骨的，清醒。
我们总以为，“大病等死”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可以让老人，免于过度医疗的痛苦，安详、有尊严地离开的选择。
这，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
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是老人的“尊严”吗？
不。
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对医院的恐惧，对现代医疗“过度治疗”的偏见。
是我们对死亡的逃避，是我们不愿意，也害怕去面对，亲人生命最后那段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光。
是我们小市民式的精明算计，害怕人财两空，害怕被庞大的医疗费用拖垮。
是我们内心深处，那点虚伪的、渴望被外界称赞的“孝子”情结。
我们用“为他好”这个最高尚的借口，掩盖了所有这些，自私、懦弱、不堪的动机。
我们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们以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最“人性化”的决定。
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把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扔在家里。
任由他，在屎尿屁中，丧失尊严。
任由他，在褥疮的腐烂中，日夜煎熬。
任由他，在癌痛的折磨下，辗转呻吟。
我们以为，只要不把他送去医院，只要不让他身上插满管子，他就是“安详”的。
我们看不见，或者说，我们假装看不见。
在他平静的、被我们“照顾”得很好的外表下。
他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着一场怎样惨烈的、山崩地裂般的崩塌。
他的精神世界，正在忍受着怎样巨大的、无声的凌辱和绝望。
我们甚至，会因为自己日复一日的“辛苦”照料，而生出一种悲壮的自我满足感。
看啊，我多孝顺。
我抛下了我自己的生活，我牺牲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亲手，为他端屎端尿。
我们沉浸在这种自我感动里，却忘了问一问，躺在床上的那个人。
他真的，想要这样的“孝顺”吗？
当他疼得无法呼吸的时候，他想要的，难道不是一针强效的止痛剂，哪怕代价是沉睡？
当他全身腐烂，散发出恶臭的时候，他想要的，难道不是专业的医疗护理，来维持他最后一点，作为人的体面？
我们都错了。
大病，等不来死。
等来的，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漫长的，活地狱。
而我们，就是这个地狱的，缔造者。
我们以爱的名义，亲手，为我们最亲的人，建造了一座人间炼狱。
然后，告诉他，也告诉自己：
看，这里多好。
没有医院的冰冷，只有家的温暖。
你，就在这里，有尊严地，安详地，走吧。
我呸！
想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
一股巨大的、混杂着悔恨、愤怒、悲凉的情绪，猛地冲上了我的喉咙。
我趴在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
“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那是我，为我父亲，流下的，第一滴，也是最后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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