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座椅像是算好的人体工程学陷阱，让你用一种看似舒服，实则极其憋屈的姿势，被精准地固定在原地。
我就是这么被固定着，窗外的景色已经糊成了一片流动的调色板，从翠绿到土黄，再到钢筋水泥的灰。
脑子里还在过着PPT，尤其是被那个秃头甲方经理打了回票的第三版方案。
他说，“小林啊，你这个想法，还是不够‘下沉’。”
我真想告诉他，再下沉，就下沉到地幔了。
可我只能笑。
笑得像个得了痔疮的向日葵。
这次出差，就是去那个三线城市，给他们做“下沉”的现场演示。
讽刺。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均匀的嘶嘶声，像一条温顺的蛇。
我旁边的位置空着，这趟车人不多，我简直想感恩戴德，这是我应得的，是连续加了半个月班的福报。
我甚至奢侈地把胳膊搭在了中间的扶手上，宣告着微不足道的主权。
这份宁静，在下一个经停站，被彻底打碎。
她来了。
像一个移动的、花花绿绿的灾难现场。
紫色烫卷的小碎发，油得像沾了菜汤。一件玫红色的紧身T恤，把她圆滚滚的身体勒出好几层游泳圈。
最要命的是她手里那两个巨大的、红白蓝相间的编织袋，在狭窄的过道里横冲直撞，刮得两边的椅背砰砰作响。
她找到了位置，就是我旁边的那个。
我的福报，结束了。
她“轰”的一声把两个袋子扔在地上，其中一个的边角，精准地砸在我的皮鞋上。
我“嘶”了一声，缩回了脚。
她甚至没看我一眼，一屁股坐下来，整个座位都跟着颤了三颤。
我默默地，把搭在中间扶手上的胳膊，收了回来。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心头。
果然，她坐下的第一件事，不是整理行李，也不是休息。
而是脱鞋。
那是一双暗红色的、边缘已经磨损的布鞋，随着她脚的离开，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汗味、酸味和某种未知发酵物体的气味，瞬间释放了出来。
像一颗无形的生化炸弹，在半径一米内，精准引爆。
我的鼻子，是爆心。
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把头扭向窗外，假装在看那些飞速倒退的电线杆。
我告诉自己，忍。
出来混，谁还没遇见过几个公共场所的奇葩。忍一时，风平浪静。
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周围空气造成的污染，反而很舒坦地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她开始打电话。
那嗓门，像是怕信号隔着一个车厢就传不过去似的。
“哎，闺女！我上车了！啊，对，G7523，没错！”
“你放心吧！妈身体好着呢！这点路算什么！”
“哎哟，你做的那个排骨，记得给妈留着啊！别让你家那口子一个人吃完了！他那饭量，跟猪似的！”
整个车厢的人，都在被迫收听她家的晚饭菜单，以及她女婿的饭量。
有人从前面回头看，脸上是那种敢怒不敢言的便秘表情。
我戴上了降噪耳机，把音乐声开到最大。
世界总算清净了一点。
只剩下那股味道，还在执着地、顽强地，往我鼻子里钻。
我以为，这就是极限了。
我错了。
我感觉我座椅的侧面，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软软的，还有点温度。
我僵硬地，一寸一寸地，把头转了过去。
一只穿着深紫色尼龙袜子的脚，正搭在我座位的边缘上。
脚的主人，正是我旁边那位大妈。
她把腿翘了起来，一只脚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侵占了我的领地。
那只脚，离我的胳膊，只有不到十厘米。
我能清晰地看到她袜子上因为撑得太满而变得透明的纹路，甚至能闻到那股味道，因为距离的拉近，而变得更加浓郁、更加立体。
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紧接着，又像火山爆发一样，轰地一下，全冲上了头顶。
我盯着那只脚，足足有十秒钟。
耳机里的摇滚乐，都压不住我心里的咆哮。
我他妈在连续加了十五天班之后，在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三个小时高铁去给甲方做“下沉”方案之后，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为什么？
我深呼吸，再深呼吸。
我试图用理智压制住那股想直接把她的脚踹下去的冲动。
我摘下耳机。
“阿姨。”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心平气和。
她还在打电话，眼睛看着天花板，根本没理我。
“阿-姨。”
我稍微提高了一点音量。
她终于斜着眼睛瞥了我一下，眼神里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烦，嘴里还在跟电话那头说：“哎，没事，旁边一小伙子，不知道叫我干啥。”
然后她把头转了回去，继续说她的排骨。
我感觉我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
行。
行。
你行。
我再次戴上耳机，但我没有放音乐。
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然后，我把手机放在了我和她座位之间的扶手上，摄像头，不偏不倚地，对着那只紫色的、令人作呕的脚。
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不想看了。
我怕我再多看一眼，会当场控制不住我自己。
脑子里的PPT、甲方、下沉方案，全都被那只脚给挤走了。
现在，我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那只脚。
它像一面旗帜，插在我的领地上，宣布着它的胜利。
我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里得意洋洋的语气，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晃动，每一次晃动，都带动着那只脚，轻微地，一下一下地，触碰着我的座位。
每一次触碰，都像是一次电击，击打着我脆弱的神经。
我开始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人，究竟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是没有边界的吗？
这种对他人的空间和感受的漠视，究竟是源于无知，还是源于骨子里的自私？
她挂了电话。
车厢里恢复了暂时的安静。
我以为她会把脚放下去。
她没有。
她甚至还调整了一下姿势，让那只脚搭得更稳、更舒服。
我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屏幕。
视频正在录制，画面清晰，角度完美。
那只紫色的脚，和我的座位扶手，同框了。
这是一个完美的证据。
但我能拿它怎么样呢？
发到网上，让网友们一起骂她？
然后呢？她会少块肉吗？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
找乘警？
乘警来了，大概率也就是和稀泥，“阿姨，您注意点影响。”“小伙子，多体谅一下。”
然后呢？
等乘警走了，她可能会变本加厉，或者用各种难听的话来恶心我。
我的旅途，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突然觉得很无力。
一种成年人的、被现实反复摩擦后的无力感。
你明明占着理，你明明是受害者，但你却发现，你没什么好办法。
任何“正当”的办法，成本都太高，收益都太低。
我甚至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太计较了？
就像她会说的那样，“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被侵犯的人，要被指责“计较”？
凭什么制造问题的人，可以心安理得？
我的思维，开始在一个死胡同里打转。
愤怒，憋屈，无力，然后又是愤怒。
像一个无法停止的循环。
就在这时，她动了。
她把那只脚，从我的座位上，拿了下去。
我心里一松。
难道是她终于良心发现了？
下一秒，我就知道我错了。
她只是觉得那个姿势有点累，她换了另一只脚。
一只同样穿着紫色尼龙袜子，同样散发着浓郁气息的脚，熟练地，搭了上来。
无缝衔接。
我差点笑出声。
是气笑的。
行，真的，行。
我算是开了眼了。
我放弃了挣扎，也放弃了思考。
我开始用一种近乎麻木的、人类学研究的眼光，去观察她。
她从那个巨大的编织袋里，掏出了一袋瓜子。
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小包装。
是那种散装的，用一个巨大的透明塑料袋装着的，起码有三斤。
她把袋子放在腿上，开始嗑。
“咔。”
“呸。”
瓜子壳，被她精准地，吐在了脚下的地面上。
“咔。”
“呸。”
非常有节奏。
她的嘴，就像一台永动机。
瓜子壳，像雪花一样，在她脚边，慢慢堆积。
我看着那些瓜子壳，突然觉得，它们和我，有一种奇异的共鸣。
我们都是被随意丢弃的、无人理会的垃圾。
我的思绪，开始不受控制地飘散。
我想起了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挤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每天早上被闹钟惊醒，冲出去挤那个人贴人的地铁。
那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大声打电话的，吃韭菜包子的，一个人占两个座位的。
那时候的我，比现在有冲劲。
我会去跟他们理论，我会去跟他们争吵。
结果呢？
要么是被骂得狗血淋头，要么是被周围的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
有一次，一个大哥在地铁里抽烟，我上去制止他。
他直接把烟头摁在了我的衣服上，然后骂了一句“”，下车扬长而去。
我看着我新买的衬衫上那个洞，闻着那股焦糊味，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巨大的、荒谬的无力感。
从那以后，我好像就变了。
我学会了“忍”。
忍，是成年人的保护色。
它能让你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让你看起来更“成熟”，更“稳重”。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每一次“忍”，都是在心里，给自己划一道口子。
口子划多了，心就麻了。
就像现在。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脚，看着她的瓜子壳。
我心里很愤怒，但我的身体，却一动也不想动。
我甚至在想，还有两个小时，就到站了。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过去了，我就再也不用见到她了。
我们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她会继续去她女儿家吃排骨，我会继续去给我的甲方爸爸赔笑脸。
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了一丝悲哀的慰藉。
但，真的能过去吗？
这件事，会像以前无数件类似的小事一样，被我遗忘吗？
还是说，它会成为我心里，新的一道口a子？
更深，更疼的一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股味道，已经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大脑。
我甚至开始出现幻觉。
我觉得我那件昂贵的、为了这次出差特意熨烫过的衬衫上，也沾染了那股味道。
我烦躁地扯了扯领口。
她还在嗑。
“咔，呸。”
“咔，呸。”
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小锤子，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我的理智。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她的行李上。
那两个巨大的编织袋，和一个放在脚边的、看起来很旧的女士手提包。
手提包的拉链没拉好，露出了一角。
是一个瓶子。
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矿泉水瓶子。
但是，里面的液体，不是透明的。
是浑浊的，带着一点淡淡的黄色。
像，放了很久的，茶水。
也像，别的什么。
一个疯狂的、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的念头，毫无征兆地，从我脑海深处，冒了出来。
像一条毒蛇，吐着信子，钻出了洞穴。
我被这个念头，惊得浑身一颤。
我立刻把它摁了下去。
不。
不行。
这太……太阴损了。
这是犯法的。
我是一个体面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写字楼里工作的、有五险一金的、体面的白领。
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我一定是疯了。
一定是被这股味道，熏疯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默念甲方的名字。
秃头，下沉，方案，预算……
这些冰冷的、现实的词语，希望能让我冷静下来。
似乎有点用。
那条毒蛇，慢慢缩了回去。
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都湿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她终于嗑完了瓜子。
或者说，是暂时告一段落。
她把那袋瓜子，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回编织袋里。
然后，她打了个哈欠，似乎是准备睡一会。
她的脚，依然，倔强地，搭在我的座位上。
我以为，我会迎来片刻的安宁。
我又错了。
她睡着了。
然后，她开始打鼾。
那不是普通的鼾声。
那是，雷鸣。
是那种，忽高忽低，时而像拉风箱，时而像拖拉机，中间还夹杂着几声销魂的、类似倒吸凉气的“噗噜”声。
整个车厢，仿佛都在她的鼾声中，瑟瑟发抖。
我前面的大哥，猛地回过头，瞪了她一眼，然后又无奈地转了回去。
斜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孩，放下了手里的书，烦躁地揉了揉耳朵。
而我，作为离声源最近的人，我感觉我的天灵盖，都在跟着她的鼾声，一起共振。
耳机里的音乐，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
那雷鸣般的声响，可以穿透一切。
我的理智，我的忍耐，我的“体面”，在那一刻，被彻底击碎了。
刚才那条被我强行摁回去的毒蛇，再次，猛地蹿了出来。
这一次，它的眼睛，是血红的。
我盯着她那张在鼾声中微微颤抖的脸，盯着她那只紫色的脚。
我不再压抑那个念头。
我开始，认真地，仔细地，一步一步地，完善它。
怎么说？
在什么时机说？
对谁说？
说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需要承担什么风险？
我的大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
那些做方案、跟客户周旋的技能，在这一刻，被我用到了一个全新的、黑暗的领域。
首先，时机。
不能在车上说。
在车上说，乘警来了，她有足够的时间辩解，周围的人也会围观，事情很容易失控。
最好的时机，是下车的时候。
站台上，人多，流动快，环境嘈杂。
警察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可疑人员”和“可疑物品”这样的字眼吸引。
其次，对谁说。
不是列车员，不是乘警。
是站台上的，铁路警察。
他们的职责，就是排查安全隐患。
对于“不明液体”这种举报，他们有义务，也必须进行调查。
这是他们的工作，我只是一个“热心”的、“有安全意识”的公民。
再次，怎么说。
不能说得太肯定，也不能太模糊。
不能说“我怀疑她带了违禁品”，这是主观臆断。
要用客观的、描述性的语言。
“警察同志，我看到那位大妈的包里，有一个瓶子，装的是不明液体，颜色很奇怪。她在车上的行为，也有些……嗯，反常。我有点担心，所以跟您反映一下。”
“行为反常”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它充满了暗示，但又不构成诽谤。
把脚搭在别人座位上，嗑瓜子乱扔，打雷一样的呼噜，这些，算不算“反常”？
在道德上，算。
但在警察那里，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裁量的灰色地带。
它能增加我举报的可信度。
最后，风险。
如果查出来，真的只是茶水，或者别的什么正常的东西。
我会怎么样？
她会反过来告我诬告吗？
可能性不大。
第一，我没有“捏造事实”。她的包里，确实有那么一瓶“不明液体”。我只是“反映情况”。
第二，在这种公共场合，被警察盘查，本身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她大概率只想赶紧息事宁人，离开现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她不知道是我。
下车的时候，人潮汹涌。
我完全可以混在人群里，指认她，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
她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背后，给了她这一刀。
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冰冷的、夹杂着罪恶感的快感。
我像一个精密的、冷酷的杀手，在脑海里，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犯罪策划。
我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足够了。
足够让我把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演，直到天衣无缝。
我再次看向窗外。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远处的城市，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
我的心里，却是一片黑暗。
那条毒蛇，在黑暗中，满足地，盘踞着。
它在等待。
等待出击的那一刻。
这一个多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也最奇异的一段时间。
我的内心，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火焰，是复仇的欲望，是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始的冲动。
海水，是理智，是道德，是“做一个体面人”的自我约束。
两者在我的身体里，反复交战，撕扯。
我一会儿觉得，我这么做，是正义的。
我是在用一种“超常规”的手段，去惩罚一个破坏公共秩序的人。
我是在替所有被她这样的人恶心过的、沉默的大多数，出一口气。
我是在“替天行道”。
一会儿，我又觉得，我这么做，太阴暗，太恶毒了。
我利用了公权力，去发泄我的私愤。
我把一个可能只是“素质不高”的农村大妈，推向了一个可能会让她极度恐惧和难堪的境地。
万一，她真的有什么急事呢？
万一，她有心脏病，被警察一吓，当场犯了病怎么办？
万一，那瓶液体，真的是她治病的药水呢？
我的行为，会不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严重的后果？
我，和一个在地铁上把烟头摁在别人衣服上的流氓，又有什么区别？
我开始想象事情发生后的场景。
警察拦住她，让她打开包。
她惊慌，愤怒，大声辩解。
周围的人围了上来，指指点点。
她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浑身发抖。
她可能，会哭。
想到她哭的样子，我的心里，居然有了一丝不忍。
但随即，那雷鸣般的鼾声，和那股若有若无的味道，又把这丝不忍，给冲得烟消云散。
不。
我不能心软。
对这种人的心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是纵容，是懦弱。
我握紧了拳头。
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
疼痛，让我保持清醒。
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诬告。
我只是一个“担心公共安全”的“热心市民”。
我只是“提供线索”。
至于警察怎么判断，怎么处理，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没有责任。
我不断地，用这种话术，来催眠自己，来给自己建立心理防线。
我需要一个足够坚固的理由，来支撑我接下来的行动。
我需要让自己相信，我做的，是对的。
哪怕，这只是自欺欺人。
时间，就在这种反复的内心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流逝。
她的鼾声，还在继续。
我的计划，也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进行着沙盘推演。
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走位。
我都设计好了。
我甚至想好了，举报之后，我从哪个出口离开，走哪条路，去坐哪路公交车。
我要确保，万无一失。
我不能留下任何痕ip，不能让她有任何机会，找到我。
这就像一场战争。
一场，我一个人的，对整个世界的、无声的、卑劣的战争。
“旅客们，前方到站，XX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广播里，传来了甜美的女声。
就是这个站。
我的目的地。
我感觉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来了。
审判的时刻，要来了。
我旁边的大妈，也被广播声吵醒了。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顺便，把那只脚，也收了回去。
她开始慢悠悠地，收拾她的东西。
把那个旧手提包的拉链拉好。
把那两个巨大的编织袋，拖到过道上。
她的动作，很迟缓，一点也不着急。
我则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我摘下耳机，放回包里。
我关掉手机，揣进兜里。
我整理好我的西装外套，确保它一丝不苟。
我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我的电脑包。
我做完这一切，她还没收拾好。
我站在过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她没有看我。
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的那些宝贝行李上。
车，缓缓地，停了。
车门打开。
人群，开始涌动。
我没有动。
我在等。
等她先走。
她一手拖着一个编oded袋，另一只手挎着那个手提包，艰难地，往车门口挪。
她的背影，看起来有些笨拙，甚至，有些可怜。
我心里的那片海水，又开始翻涌。
要不算了？
她已经要下车了。
我的折磨，已经结束了。
就这么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不好吗？
可是，那股味道，那个鼾声，那只紫色的脚，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
不行。
我咽了一口唾沫。
喉咙，干得发疼。
我跟在她身后，随着人流，慢慢地，走下了车。
站台上的风，有点凉。
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
我看到了。
就在前面，不远处。
两个穿着制服的铁路警察，正在站台上巡逻。
他们的眼神，像鹰一样，扫视着下车的人群。
机会来了。
我加快了脚步，从大妈的身边，超了过去。
在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走到了那两个警察的面前。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警察同志。”
我的声音，有点抖。
但我尽量，让它听起来，诚恳，而又急切。
一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转过头，看着我。
“什么事？”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压低了声音，侧过身，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正在缓慢移动的大妈，“我举报一个人。”
我抬起手，用最不引人注意的姿式，指向了她的背影。
“就是那位，穿红色衣服的大妈。”
警察的目光，顺着我指的方向，锁定了她。
“她怎么了？”
“她的包里……”我停顿了一下，营造出一种紧张感，“她的包里，有一瓶不明液体。”
我说出了那句，我在脑子里演练了无数遍的台词。
“我刚才在车上，坐在她旁边。我看到她的瓶子里，装的液体，颜色很奇怪，黄色的，很浑浊。而且，她在车上的行为，也有些反常。我有点不放心，所以，跟您二位反映一下。”
年轻警察的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
他和他旁边的，那个年长一点的警察，对视了一眼。
年长的警察，对我点了点头。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同志。我们会去处理的。”
他的声音，很沉稳。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像一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后，转身，混进了出站的人群。
我不敢回头。
我怕看到，接下来要发生的那一幕。
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剧烈的心跳声。
一步，两步，三步……
我走得很快。
但我还是听到了。
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尖锐的、拔高的声音。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查我？！”
是她。
然后，是警察的，沉着的，但不容置疑的声音。
“同志，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没有停下脚步。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向了出站口。
刷身份证，出站。
外面的空气，是自由的，但又带着一丝城市的污浊。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我成功了。
我做到了。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是一种，大仇得报的、扭曲的快感？
还是一种，做了亏心事之后的、巨大的空虚？
或者，两者都有。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出站口。
她没有出来。
警察，也没有出来。
我的脑海里，开始不受控制地，播放着各种可能的后续。
他们打开了她的包。
拿出了那个瓶子。
拧开。
闻了闻。
然后，送去化验。
化验的结果……
如果，那真的只是茶水，或者药水。
她会怎么样？
她会被训诫几句，然后放行？
她会错过她要转的车吗？
她女儿做的排骨，她还吃得上吗？
如果，万一，那不是茶水呢？
如果，那真的是什么，危险的，违禁的东西呢？
那我，是不是就成了，一个英雄？
一个，在无意中，阻止了一场潜在灾难的，无名英雄？
这个想法，让我产生了一丝荒谬的、虚荣的满足感。
但我很快，就把它掐灭了。
不。
我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个，用卑劣手段，发泄私愤的，小人。
我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不纯的。
无论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我行为的本质。
我在广场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我不想动。
我掏出手机，打开了一个叫车软件。
输入甲方的公司地址。
屏幕上，显示着，“前方有10人正在排队，预计等待23分钟。”
我看着那个数字，突然觉得，很累。
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
比连续加半个月的班，还要累。
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
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愣了一下，接了起来。
“喂，您好。”
“喂，是林先生吗？”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有点耳熟。
“是我，您是？”
“我是铁路派出所的。刚才在车站，是你向我们举报，有一位女士，携带不明液体，是吗？”
是他。
那个年轻的警察。
我的心，咯噔一下。
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的手机号？
我出站的时候，刷了身份证。
他们想查，易如反掌。
“……是。”
我的声音，干涩。
“是这样的。”警察的语气，很平静，“经过我们检查，那位女士瓶子里装的，是她自己用中药泡的药酒，用来活血化瘀的。没什么问题。”
“哦，哦，好，好。没问题就好。”
我像个傻子一样，重复着。
“不过，”警察话锋一转，“那位女士，情绪比较激动。她说，她要告你诬告。”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她……她怎么知道是我的？”
“你举报的时候，她正好回头，看到你了。”
警察的声音，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
我所有的计划，所有的自作聪明，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笑话。
我以为我藏在人群里，像一个看不见的影子。
原来，在对方眼里，我就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小丑。
“那……那现在怎么办？”
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我们跟她解释了。说你也是出于公共安全考虑，不构成法律上的诬告。但是，她不接受。她现在，就在我们派出所，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一个‘说法’。”
“说法？”
“对。她说，因为你，她错过了回女儿家的最后一班车。她今晚，没地方去了。”
我沉默了。
我能说什么？
我说，那是你活该？
我说，谁让你把脚搭我座位上？
我说不出口。
因为，我心虚。
“林先生，”警察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是劝解的意味，“你看，这事儿……闹大了，对你，对她，都不好。你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大家当面，把事情说清楚，调解一下。你看怎么样？”
调解。
多么中国特色的一个词。
它意味着，各自退让一步。
意味着，没有绝对的对错。
意味着，和稀泥。
我还能怎么样呢？
我能不去吗？
我挂了电话，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陌生的号码。
我苦笑了一下。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然后，迈开脚步，向着那个，我刚刚逃离的地方，走了回去。
铁路派出所，就在车站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
我推开门，一股混杂着烟味和方便面味的热气，扑面而来。
我看到了她。
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旁边，放着她的那两个编织袋。
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看到我进来，她“噌”地一下，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就是他！警察同志！就是他！”
她指着我，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
“就是这个小王八蛋！平白无故地诬赖我！说我带什么……什么炸弹！”
她显然，把“不明液体”和更可怕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
接待我的，还是那个年轻的警察。
他把我拉到一边。
“林先生，你别激动。大妈也是，您也消消气。”
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那个年长的警察，也在。
他递给我一杯热水。
“坐吧。”
我坐下，双手捧着那个纸杯。
杯子里的热气，熏得我眼睛有点涩。
“事情，我们都了解了。”年长警察开口了，“小伙服，我们知道，你也是一番好意。现在大家的安全意识，都提高了，这是好事。”
他在给我，铺台阶。
“但是，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方式方法，可以更……稳妥一点。”
我点了点头。
“是，我……我有点冲动了。”
“那位大妈呢，我们也批评教育了。在公共场合，确实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影响到他人。”
他又在给另一方，打圆场。
“现在的问题是，她今天，确实回不去了。而且，情绪很激动。你看，咱们怎么解决，比较好？”
我还能怎么解决？
“……医药费，我赔。”
我低声说。
“不是医药费，是药酒。”年轻警察纠正道，“我们检查的时候，不小心，洒了一点。”
“哦，那……那药酒，我赔。”
“还有呢？”年长警察看着我。
我明白了。
赔钱，道歉，可能还不够。
她要的，是“说法”。
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
我深吸一口气。
“我……我给她，找个住的地方。然后，给她买明天最早的一班车票。”
年长警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小伙子，通情达理。”
他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吧，出去，跟大妈，好好说说。”
我跟着他，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囚犯，回到了外面的房间。
大妈看到我，还是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年长警察，走过去，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大概，是把我提出的“解决方案”，转达给了她。
她的脸色，由愤怒，慢慢转为了，一种复杂的、混杂着不甘、算计和一丝得意的神情。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那……那得住好一点的！我可不住那种小旅馆！”
“您放心。”我开口了，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车站旁边的快捷酒店，标准间。可以吗？”
她撇了撇嘴。
“明天的车票，得是上午的！我得早点到我闺女家！”
“没问题。”我说，“我现在就订。”
她似乎，找不出别的茬了。
她哼了一声，坐回了长凳上，不再看我。
我知道，这场荒唐的战争，以我的，彻底的，完败，而告终。
我当着警察和她的面，用手机，预订了酒店，购买了车票。
然后，警察给我们，做了一份“调解协议书”。
甲方，是我。
乙方，是她。
内容，就是我刚才承诺的那些。
最后，签字，按手印。
当我的食指，蘸着红色的印泥，摁在纸上的那一刻。
我感觉，我摁下去的，不是我的指纹。
是我的，尊严。
我带着她，离开了派出所。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我走在前面，她拖着她的行李，跟在后面。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两米。
但感觉，却像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酒店不远，走了大概十分钟。
我用我的身份证，给她开了房间。
把房卡，递给她。
“阿姨，您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凭这张房卡，可以去二楼吃早餐。”
她接过房卡，没说谢谢。
只是“嗯”了一声。
然后，她拖着她的行李，走进了电梯。
电梯门，缓缓关上。
门上，映出了我的，疲惫的，麻木的脸。
我站在酒店大堂里，站了很久。
我掏出手机，取消了之前叫的车。
然后，在附近，也给自己，开了一间房。
我需要，洗个澡。
我需要，睡一觉。
我需要，把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房间的淋浴，水很大，很热。
我冲了很久。
我希望能把那股，已经深入骨髓的味道，给冲掉。
但我知道，我冲不掉。
它已经，成了我记忆的一部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我不仅，没有“惩罚”她。
反而，让她，得到了好处。
一个免费的酒店房间，一顿免费的早餐，一张免费的车票。
而我，损失了金钱，浪费了时间，还搭上了，所剩无几的尊严。
我像一个，精心策划了一场战役，最后，却被自己埋下的地雷，炸得粉身碎骨的，将军。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不明白。
是我错了吗？
我不该，去举报她吗？
可是，如果我不举报她，我就要，默默地，忍受那三个小时的折磨。
然后，把这份屈辱，带下车，带到我的生活里，成为心里，又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究竟，该怎么做？
这个世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完美的，能让好人舒心、坏人吃瘪的，解决方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累了。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
我退了房，走到车站。
我看到，甲方的公司，就在车站不远的一栋写字楼里。
我甚至，能看到他们公司的logo。
但我没有去。
我给那个秃头经理，打了个电话。
“王经理，您好，我是小林。”
“哦，小林啊！你到了吗？我们可都等着你呢！”
“不好意思，王经理。我家里，出了点急事。我……我得马上回去。”
“啊？这么突然？那……那方案怎么办？”
“方案，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您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我们线上沟通。”
“哎，这……这怎么行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当面……”
我打断了他。
“王经理，实在抱歉。天大的事，也没有家里的事大。您说，是吧？”
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的语气，说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行吧。那你，注意安全。”
“谢谢王经理。”
我挂了电话。
然后，我打开手机，买了一张，最早返回北京的高铁票。
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再多待一秒钟。
在候车大厅，我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
我旁边，没有人。
很安静。
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看着他们，拖着行李，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我在想，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心里，藏着一个，无法言说的故事？
有多少人，在“体面”的外壳下，包裹着一颗，疲惫而又愤怒的心？
高铁来了。
我上了车。
找到我的座位。
靠窗。
旁边，又是一个，空位。
我笑了笑。
这一次，我没有，把胳膊，搭在中间的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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