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平了九个割据政权，表面看是兵不血刃、纳土称臣、赐爵封王、礼遇有加。可翻翻《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那几行干巴巴的“薨”“卒”“暴卒”，再一对年份——孟昶965年五月投降，六月就死了；李煜975年正月被押到汴京，978年七夕当天喝完酒就没了；钱弘俶978年八月献地，988年八月廿四生日宴后“暴卒”。九个人，七个死在归顺后十六年内，最短七天，最长十六年。不是病老，是卡着点走的。
他们不是战死的，也不是造反被抓的。是投降以后，在开封城里当闲散王爷、节度使、郡公，住着赐第，领着俸禄，逢年过节还要进宫谢恩。可谢着谢着，人就没了。史料里从不写怎么病的、谁守的床、有没有遗言。孟昶死前七天还在接见蜀地旧吏，李煜死前还在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钱弘俶死前半个月刚被加封“淮海国王”，排场比以前还大。他们没犯错，也没想翻盘，只是活着本身，成了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是普通降臣，是“活地图”。孟昶一死，蜀地再没人能喊一声“蜀王”；李煜一死，江南文人心中那个“南唐”就彻底断了香火；钱弘俶不死，两浙路上的船工、盐商、州县小吏，私下还会念他修的海塘、定的市舶规矩。北宋要真把地方管起来，就得把旧政权的人格载体清理干净。不是非杀不可，而是留着太费劲——要防人拜、防人提、防人借名头闹事。所以不吵不闹，不审不判，赐酒、贺寿、御医诊视，一套流程走完，人就没了。
也有没死的。漳泉的陈洪进，978年把地契一交，兵权一交，连衙门印都揣着送进汴京，自己只带两个儿子住进赐宅，从此再不问漳州泉州的事。他活到985年，病死，朝廷还给他赠官、立碑、谥号“忠”。湖南的周保权更早，963年才十二岁，被宋军从朗州抓来，养在宫里读书，成年后只给个虚衔，一辈子没回过湖南。他不记得家乡怎么收租，也不懂武平军怎么调兵，自然没人拿他当靶子。活下来的，都是把自己从“旧国象征”彻底删掉的人。
赵匡胤时代还遮着点，孟昶死后给他厚葬，谥号“恭孝”，柴宗训活到二十岁，病死也算体面。可赵光义一上台，节奏变了。978年钱弘俶纳土，南方再无一兵一卒能挡宋军，同年李煜就被削去“违命侯”封号，改封陇西郡公，地位升了，行动更难了。979年打下北汉，刘继元被迁出太原，旧城一把火烧掉，十二年后他也死了，死前御医“日诊三次”，连药方都没留下。这不是疏忽，是越来越熟手。
有人觉得是巧合。可九个人，死亡时间和北宋设路、迁民、改税、废府的时间严丝合缝：蜀地设转运使，孟昶就倒；江南东路成立，李煜就咽气；两浙路推行“和买”，钱弘俶就走；太原府建好，刘继元就病入膏肓。时间不是乱的，是掐着治理进度表走的。
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听说“钱王纳土，免了兵灾”，“李后主词写得好”，“孟昶在成都修过摩诃池”。可钱王纳土那天，全家搬进汴京赐第，儿子们全任闲职，亲信部将一个不留。李煜写“小楼昨夜又东风”时，身边连个敢递纸笔的旧人都没有。他们用命，换来了五十五万户百姓不下战场，换来了两浙没烧成白地，换来了蜀道上商旅照常走货。但没人替他们记一笔：这“和平”，是分期付的，首付是政权，尾款是人命。
柴宗训十九岁死，没孩子；刘鋹被俘后天天装疯吃屎，活到三十九；高继冲三十岁出头就没了，连个墓志铭都只剩半块残碑。他们名字后面跟着的，从来不是“善终”二字，而是“薨于汴京”。
历史不说话，只记日子。
孟昶死于乾德三年六月，李煜死于太平兴国三年七夕，钱弘俶死于端拱元年八月廿四。
日期很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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