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9年，东晋朝廷收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大礼——北方那个不可一世的后赵皇帝石虎死了。
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为之振奋。自西晋灭亡、衣冠南渡以来，收复中原的梦想第一次离得这么近。石虎暴虐成性，却也雄才大略，他在位期间，后赵铁骑几乎成了东晋的噩梦。如今这个噩梦终于醒了，留下的是一群争夺皇位的败家子和乱成一锅粥的北方大地。
此时不北伐，更待何时？
名士国丈，勉为其难
接过北伐帅旗的，是当朝国丈、晋穆帝的亲外公——褚裒。
提起褚裒，在东晋的名士圈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为人低调谦退，不爱说话，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名士桓彝曾评价他“皮里春秋”，意思是表面不露声色，内心自有褒贬；谢安更是推崇备至，说他“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褚裒的女儿褚蒜子是晋康帝的皇后，如今年幼的晋穆帝即位，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按说国丈爷想弄个权，简直是手拿把掐。可褚裒偏偏是个“另类外戚”，朝廷一给他加官进爵，他就往外跑，生怕别人说闲话。从江州刺史到兖州刺史，他一直守在地方，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离朝廷远远的。
但这一次，他跑不掉了。
后赵大乱，北伐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谁挂帅？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荆州那边，桓温正虎视眈眈，此人平蜀有功，野心勃勃，若让他借北伐之名收揽人心、扩充实力，东晋的朝廷怕是要改姓了。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思来想去，与其让桓温捡便宜，不如让国丈上——至少，褚裒是自己人，而且他一向谦让，不会功高震主。
于是，褚裒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其实朝中不是没有明白人。当褚裒率领三万大军从京口出发时，光禄大夫蔡谟就泼了一盆冷水：“能收复中原、拯救苍生的，必须是雄才大略之人。现在我看这场仗，悬！”
可惜，这话没人爱听。
北伐梦碎，代陂惨败
褚裒的北伐开局，其实相当漂亮。
大军北上，直指彭城（今江苏徐州）。消息传开，北方饱受胡人欺压的汉人百姓欢欣鼓舞，“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褚裒也很欣慰，他亲自安抚接纳，一时间颇得人心。
就在这时，鲁郡（今山东曲阜）传来消息：有五百多家百姓起兵反正，请求朝廷派兵接应。
这本是好事，意味着北方民心可用。褚裒当即派督护王龛、李迈率领三千精锐前去接应。
然而，这支三千人的队伍行至代陂（今地点不详）时，迎头撞上了一支两万人的后赵骑兵——领兵的，是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
三千对两万。结果毫无悬念。
王龛战死，三千精锐“死伤太半”，几乎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褚裒如遭雷击。他虽为统帅，却从未亲临战阵，这场惨败打懵了他。更要命的是，他做出了一个让后人扼腕叹息的决定——退兵。
八月，褚裒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淮河南岸的寿春守将陈逵听说北伐军退了，吓得一把火把城里的粮草辎重烧了个精光，弃城南逃。
轰轰烈烈的北伐，不到三个月，就这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二十万条人命，压垮国丈
如果说战败只是让褚裒丢了面子，那接下来的事，就要了他的命。
褚裒退兵时，黄河以北还有二十多万汉人遗民，听说王师北伐，纷纷拖家带口渡过黄河，眼巴巴地等着朝廷军队来接应。
他们等来的，不是王师，而是胡人的屠刀。
褚裒已经退回京口，他的“威势”彻底缩水。那二十多万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后赵和随后赶来的前燕、前秦军队像割麦子一样收割，“死亡咸尽”——一个不剩。
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那些百姓，祖祖辈辈在胡人铁蹄下忍辱偷生，好不容易盼来王师，盼来回家的希望，却因为一场败仗、一次退兵，全部沦为刀下亡魂。
褚裒回到京口后，走在街上，忽然听到满城哭声。他问身边人：“哪里来的哭声，怎么这么多？”左右低声回答：“都是代陂阵亡士卒的家属。”
那一刻，褚裒心里的防线彻底崩塌。
他不是桓温那种枭雄，打了败仗还能若无其事地积蓄力量。他是名士，是谦谦君子，是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人。二十万条人命压在心头，他喘不过气来。
没多久，褚裒病倒了。永和五年（349年）十二月，褚裒在愤愧自责中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历史的叹息
褚裒死后，朝廷追赠他侍中、太傅，谥号“元穆”。史书上说“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可这场北伐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后世史家评价褚裒北伐，常常用四个字——“志大才疏”。其实，他未必“志大”，只是时势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他也不算“才疏”，只不过他的才华在于清谈名士、在于谦退自守，而不是冲锋陷阵、运筹帷幄。
东晋朝廷用他来制衡桓温，原本是一步政治棋。可政治算计赢了，二十多万百姓的命输了。
蔡谟的话最终应验了。北伐这种事，真不是随便哪个好人就能干的。没有雄才大略，就别拿苍生的性命去赌。
褚裒临死前，想必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晚了。
有时候，历史就是如此残忍：一个好人，因为做了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反而成了罪人。而这场“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北伐，也让东晋永远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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