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墨砚斋
贾政字存周。
“存周”这两个字，肯定不是随手写的。周公制礼作乐，是儒家的开创者，也是秩序的象征。
存周，就是把周公那一套纲常名分、礼法秩序，存之于心，守之于身。
曹雪芹给他这个字，已经说明问题——贾政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他是秩序的信徒。
他不似贾赦放纵，不似凤姐灵活。他认真，端正，讲规矩，讲分寸。
在荣国府那一片浮华之中，他几乎是唯一真正相信“正途”的人。
于是问题来了。
当一个人把秩序当成信仰，他就很难理解不守秩序的人。
而宝玉偏偏是不守秩序的。
他爱女儿不爱功名，爱诗社不爱科举，情感流动，心思细腻，却对“荣耀显达”毫无兴趣。
在贾政那里，这不是偏好差异，这是路线问题。
宝玉越自由，贾政越焦躁。因为宝玉的存在，本身就在动摇“存周”的意义。
如果不以科举为正途，不以仕途为归宿，那么他一生所守的东西还算什么？
他赖以自处的那条轴线，就会失去中心。
他打宝玉那一段，很多人读成暴怒。
其实更像一种恐慌。
秩序一旦松动，守秩序的人只会本能地加固。他不会圆通，不会退让，只会更严。
边界要划得更清楚，话要说得更重，规矩要立得更死。
这个行为，很容易联想到北宋大儒程颐。
“程门立雪”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学生雪中立候，只为不扰先生清梦。那是对师道的极致敬重，也是对秩序的绝对服从。
程颐本人，就是这种人格的极端样本。
在他那里，理是唯一坐标。丧礼该哭就哭，礼制不可僭越，师生分际不可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情感可以有，但必须在理之内。
北宋旧党之间的那场党争，古怪而滑稽，留下不少有趣的侧影。
程颐与苏轼同在朝中，却始终难以相容。
苏轼文章风流，性情旷达，能在贬谪中自嘲，也能在酒席上纵谈；程颐言辞峻厉，对礼法一丝不苟。
史书里记载二人多有龃龉，苏轼对程氏兄弟的拘谨不以为然，程颐对苏轼的放达也颇多不满。
后来元祐、绍圣之间反复沉浮，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私下的性格差异便被放大成阵营裂痕。
说到底，其实并不全是路线问题。更多的反而是气质冲突。
苏轼承认复杂，承认灰度，承认人情；程颐只认天理。
一个觉得对方太松，一个觉得对方太刻。一个在世界里流动，一个在原则里站立。
这种差异，一旦放进权力场域，就会变成摩擦；一旦放进家庭结构，就会变成日常消耗。
贾政与宝玉，正是这种消耗。
宝玉不是没有才华。甚至可以说，他比许多科举士子更接近文学的本心。但在贾政那里，才华必须通过正途认证，否则就是偏门，是荒唐，是“败坏家声”。
宝玉越被众人喜欢，贾政越感到不安。
如果一个人不守规矩却活得很好，那么规矩的神圣性就会被削弱。守规矩的人，会产生一种隐秘的羞辱感——我这么辛苦维护的边界，你却轻轻跨过。
于是只能更严。
更严地训斥，更严地期望，更严地压制。
可家庭不是书院。
朝堂也不是讲坛。
只讲理，不讲势；只守线，不圆通。这样的性格，在道德上干净，在现实中却越来越孤单。
贾政在贾府衰败中，其实并不糊涂。他知道奢靡不好，知道子弟荒唐，知道风气败坏。可他不会管理财政，不会平衡派系，不会调和人心。他能做的，只有叹息、训诫、坚持。
他和程颐一样，赢了道理，却未必赢得世界。
说得再直白一点，他们的价值观是崇高的，但他们的存在方式，绝对无趣。
不是浅薄的无趣，而是缺乏弹性的无趣。
没有幽默，也无法合作，不给他人留出喘息的空间。
宝玉怕贾政，不只是因为挨打，而是因为在父亲那里，没有松弛。苏轼与程颐难以相容，也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过度严肃令人疲惫。
这就是圣徒心态的危险，它不允许自己犯错，也不允许别人活得太轻松。
当理成为唯一坐标，人就会慢慢失去温度。
贾政注定和宝玉过不去，因为他要“存周”。
而宝玉，生来不肯存周。
一个代表秩序的保存，一个代表情感的流动。两人站在同一屋檐下，冲突不是偶然，是结构性必然。
然后，赢了原则的人，未必赢得人心。这大概是贾政一生都难以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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