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前，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轻视还是尊敬？真相一文详解|东洋|中国|中美建交|岸信介|日本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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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吸收其文化，创建新的国家，但出乎中国人想象的是，日本一直强烈抱持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相对抗的心理。

首先形成“中国热”，隔一段时间之后，产生对中国的抗拒情绪进而追求日本独自的东西，类似的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经由这样的方式，日本独自的文化开花结果，这一文化模式深受日本自然环境及地理条件的巨大影响。

此外，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经常接受来自外国的新人，同时逐渐与其同一化和一体化，进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这种“与中国不同”“不在中国支配下”的心理乃是日本民族的原点，也就是一面向往中华世界，一面却又顽固地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另外，日本时刻告诫自己必须与中国保持不同，从而确立自身的同一性、归属感或者自我认识，亦即自我认同。

1、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情节

近代以来日本实施“脱亚”战略、二战之后采取“对美国一边倒”政策，如今的日本则抛弃了传统亚洲的历史观念，采取了一种西方逻辑下的历史认识。

依循这一逻辑，在日本看来，一方面，日本的战争责任可以归结为西方理念的问题，而非天皇制度；日本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如何重塑被西方理念玷污的、原本纯粹而唯美的“大和魂”。但是，历史将中国与日本推到了不得不进行“交涉”的境地，因此，日本越是与中国“交涉”，就越会感到自己过去的“毫无荣耀”，产生一种“战败者”的自我认识，也就是所谓的“自虐史观”。

对于日本而言，历史问题难以破解的主要症结或许并不在于探究真相究竟如何，也无关日本人的历史观念或思维方式，而是日本人思维方式背后蕴藏的依循西方现代性解释自身行为的逻辑和理论。

历史问题既反映出日本自身主体性的话语空间，也直接暴露了日本社会的一大独特“病理”。也就是说，依照日本这一逻辑或者理论来处理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日本不属于亚洲；从一部分日本人否定东京审判也就意味着否定“西方力量”的逻辑而言，日本亦不属于西方。

日本在难以确认自我“身份”的困境下构建了自身的“世界史”观念，其历史问题的本质端赖于此。

日本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中国认识转换成为自己的中国认识，丧失了自己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认识同一个“亚洲国家”的视角。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日本将战败归结为“在物力上被美国打败了”，虽然历史事实是“美国与中国合作导致了日本的失败”，但是日本人不愿意说败给了中国，并且认为“在精神方面并未失败，只是因为物力不足才导致失败”。这一点可以从战后日本所走的道路上反映出来。正是因为日本是在物力上被打败，所以日本必须恢复物力。

于是日本把经济看得高于一切，全力以赴地恢复和发展经济。

战后日本的媾和体制与国内改革的主轴“新宪法体制”在某种意义上相互矛盾。原因在于，新宪法体制建立在放弃战争和非武装的国家理念之上，最初形成于冷战尚未波及的1946年，而以遏制武装为前提的媾和体制，却产生于冷战对峙的局势之下。

吉田茂首相整合性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他表示，非武装并不意味着“永世中立”，可以选择成为自由主义阵营成员的立场，也可以选择非武装的立场。吉田试图将新宪法体制与媾和体制从相互补充的角度予以审视和应对。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可以说媾和体制对新宪法体制下定义的战后国家，在冷战这一国际背景下重新进行了定义。

加藤典洋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使战后日本人陷入了“人格分裂”。日本人形成了“护宪派”与“修宪派”、“革新派”与“保守派”，类似于精神层面的“人格分裂”。

革新派是日本人“外向的自我”，他们秉持的是外来的普遍的战后宪法理念、民主主义和人权等观念。保守派则相反，是“内向的自我”，主要以祖国、天皇和日本民族纯粹性等传统价值为基本观念。战后日本人的“自我”分裂处于“外向”与“内向”的二重化状态。

2、游走于中国和西方之间

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分析指出，战后日本与中国走过的道路以密不可分的形式同步推进。实际上，对于战后日本从美国封锁中国政策甚或敌视中国政策中，得到巨大恩惠的事实，大概不会有人明确否认。战后日本既然在战火中复兴和安全保障两个层面选择走上追随美国的道路，也就选择走上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道路。

正因如此，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缺乏自我洞察力的情形下，大概也很难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予以本质性的理解。反言之，若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洞若观火式的考察，也就能开辟对战后日本的发展进行本质性理解的道路。

战后日本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中国则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中日两国更多地依据意识形态划线审视和观察对方，从而处于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对峙状态。

对于日本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量而将中国推向对立面，在形塑国家认同上发挥的效用体现为：一方面通过积极展现“亲美反共”的姿态，以期赢得美国认可，为加入西方阵营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依循“西方”代表“先进”，“东方”代表“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竭力将自己打造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同时通过突出和强化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及价值观念上与自身的“异质性”，将中国纳入代表“落后”的“东方”的范畴，从而彰显自身在亚洲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由此获得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加加美光行看来，日本将自身的历史视为“主体”，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非洲世界作为历史“客体”审视的倾向十分强烈。在这种主体化和客体化互动过程中，只要是站在基于将西洋近代文明作为近代化引领者的历史观之上，就不得不将主体放在西洋而将客体置于东洋的位置。

这一结果导致大部分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也将日本主体化，同时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客体化，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也将自身置于自我优越的地位之上。

对“他者”的了解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形象认识想象地建构，反映了认识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和“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其核心便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判断和确定被塑造的对象。因此，“自我”在建构“他者”的过程中，常常持有一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

战后中日两国基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考量形成的相互认识，成为各自确立国家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尺。

“近代-反近代”模式下中国形象映照出来的乃是“如何看待中国并如何与中国交往”的问题，也就是要将中国作为“文明的母国”来崇敬，还是要将中国作为“落伍的他者”来对待的问题。战后日本形成的“意识形态”体制下的中国形象，始终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质疑中国是会维持传统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还是会成为世界的普通一员。

战后日本可以通过赋予“中国”以“中国化”特质，从而摆脱日本与中国历史与文化间的纠葛，反过来认清自我的位置和身份，确立“日本”作为“多”的世界之中的“一”的主体性地位。明治维新以来，中国形象在日本现代性身份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颇为独特的“他者”角色，展现了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这种文化焦虑来自日本独特的现代性身份选择。亚洲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在现代性自我想象的起点上，自我设定为东方国家。

日本则与之不同，时而试图摆脱东洋进入西洋，时而又力争回归东洋对抗西洋，结果是既摆不脱了东洋，又进入不了西洋，既无法回到东洋，又无力抗拒西洋。而日本的中国形象，也陷入现代日本文化身份令人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日本什么都不是”，日本往往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

这一价值取向主导和形塑着日本充满矛盾的“自我”身份定位，日本面对强势来袭的西方文化不免有自卑感，在面对中国这一“他者”时，又不免心存优越感，依循这一价值取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面对西方时的心理落差。

中国和西方构成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

吉野耕作指出，“对于日本人来说，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

1945年，日本战败，内务省收集了《关于民心意向的内部调查》资料，收录在《街声》中。《街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其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即使不得不对美英低头，也不能容忍对中国低头。”

可见，尽管从中国归来的士兵和民众很多，但他们的战败意识非常淡薄，并没有对战争失败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意识形态因素的阵营考量，成为吉田茂等保守本流政治家采取敌视和封锁中国的主要依据，这是受冷战格局的束缚及固执于日美同盟体制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中国观。

坂本义和说：“在持有同文同种意识最为浓厚的老年阶层中，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仍然被反共意识所压倒，这样的现象曾经普遍发生。”

3、“亲中国派”和“反中国派”

历史上的亚洲或者东方的“身份危机”，首次表现为在西方武力冲击下亚洲自身的分裂。第二次“身份危机”则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思维观念下亚洲身份的分裂，20世纪50~70年代，由于东西方阵营的分裂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与中国形象的“共谋”体现为“社会主义典范”的“革命中国”这一认识。

或许同时也是基于侵略战争的一种“赎罪意识”，日本的中国形象中充满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幻想”，将中国作为一个超近代的国家予以高度评价。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说改变了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根本认识。

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人被西方人打败，而中国人则是通过持续顽强的抵抗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与新生。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神经。竹内实写道：“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与中国之间出现了隔阂。这种隔阂并不能以多少米来计算，而是从零距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许可以用符号∞（无限大）来表示。”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对战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采取接近的姿态，一般被称为“反中派”；另一派则持有与“反中派”相反的观点，认为正是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采取对美追随路线，才导致同中国延续“战争状态”，并对此加以批判和开展研究，这一派被称为“亲中派”。“亲中派”与“反中派”各自采取排他性的强硬立场。

有关中国研究的两大学会——“亚洲政经学会”和“现代中国学会”的立场差异，正是这一分歧的具体表现。

关于战后日本走过的道路，大多数“亲中派”持批判态度，认为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下采取对美追随路线，回避战争责任，导致战后处理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正是由于战后日本推行对美追随路线，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另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美苏对峙下走上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倡导自力更生，也就是持续推进不依靠他国的自主建设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与重视物质层面的发展相比较，对人的能动性寄予更多期待，与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相比可谓180度的巨大转变，开辟了社会和人类新型的发展路径。

面对这种局面，“亲中派”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进行批判，并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给予高度赞扬。“亲中派”的一系列观点中所蕴含的目的论判断在发挥作用，也就是通过战后日本的自我批判，谋求实现日本社会变革，解决中日两国的战后处理问题，以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终极目的。

加加美光行认为，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展的包括中国礼赞、毛泽东礼赞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地显现出“目的论”与“因果论”混杂在一起的“认识上的谬误”。

为达成变革战后日本、恢复中日友好关系的目的，往往过度褒扬现代中国进步的一面，相反，对其落后的一面视而不见，甚或给予避重就轻的评价。

虽说“中国批判派”即所谓的“反中派”并未进行基于目的论的政治判断，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简单。持批判性政治立场的研究者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为“自由主义批判派”，主要代表人物为中岛岭雄、丸山升、西义之、永井阳之助、过村明、野泽丰等，他们不仅对战后日本一贯采取的以美国为样板的自由主义近代化路线给予肯定评价，而且还站在美苏冷战的立场上，基于追随美国的安全保障政策，就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开展研究。

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主义批判派”，20世纪60年代中苏对立不断加剧，1965年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宫本显治在访华之际主张对苏和解，与毛泽东产生分歧，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开始出现对“文革”和毛泽东持否定性评价立场的研究者。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分裂，直接引发日共内部分裂为“亲中国派”和“反中国派”，“亲中国派”脱党形成“中国礼赞派”。

从战后日本学界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动向可以看出，基于意识形态因素对立的显著分歧，也鲜明地投射到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当中，对如何审视和认知中国，“亲中国派”和“反中国派”处于截然对立的对峙状态，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始终弥漫在战后处于无邦交化状态的中日两国。

4、中美建交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中日复交前，中国这一“他者”在日本政治家眼中是“共产主义”国家、“赤色中国”，将中国视为威胁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洪水猛兽”，认为中国会向日本“输出革命”，担心亚洲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日本视域中对中国“负面”的认识也在这种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塑造而成。

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对苏联及中国等国家怀有深深的恐惧感。

二战后日本领导层对战后形势的判断是：

“远东形势孕育着极大的危机。…现在千岛、库页岛、中国大陆和朝鲜的一半已纳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国家以日本为进攻目标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在近几年内很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正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

1949年8月9日，吉田茂首相致信麦克阿瑟：“邻国（指中国）实现共产化，日本也将岌岌可危。”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国民性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对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和远东的稳定力量”。

1954年11月，吉田茂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今天一切自由国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共政策。现在，这些自由国家似乎也对我国抛弃了过去的敌对感情，为了把我国引进自由国家阵营之中，希望同我国建立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国家把渗透的目标指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

新中国在亚洲威望不断提高，岸信介政府试图抵制中国在亚洲的广泛影响。

岸信介说：“亚洲处于混乱状态，从自由主义各国来说，如果受到共产主义的侵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同时，对日本来说，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所以“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来自中国的比来自苏联的更为可怕”。

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访美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说。岸信介叫嚷“中共要向整个亚洲渗透”，中国已成为世界和亚洲的“威胁”。

岸信介公然宣称共产主义的威胁来自中国，“新独立的（亚洲）各国正在急于摆脱不安定和贫困，于是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便宣传说，只有他们的道路才是走向进步的捷径”。

面对岸信介内阁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强烈刺激，另一方面谋图与中国缓和关系的矛盾做法，政治学者丸山真男从安保斗争之际是否具有政治理智的角度予以批评：“在日中关系总算呈现好转迹象的时刻，岸信介首相在历访东南亚返回之后访问台湾，并发表为协同反共进行斗争的共同声明。这是在关涉意识形态问题之前，欠缺政治理智的具体表现。”

1964年，吉田茂受池田勇人首相委派秘密访问中国台湾，并与蒋介石会谈。这次会谈记录被汇总为《中共对策要纲案》，重新确认了“将大陆6亿民众从共产主义势力支配状态下解放出来，并将其拉入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方针，日本明确表示并不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为体现从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期待“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反攻”取得成功，并作为日本对中国台湾大力支持的条件附列其后。

1965年1月，佐藤荣作首相在访美时指出：“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与美国一样感同身受，甚至说比美国还感到不安。”

由此，具体体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日本明确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日本学者浦野起央在分析中日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时指出：“日本人为何要用西欧的武器武装起来对准中国呢？主要是由于日中战争中两国对西欧文明采取的鲜明的对立态度，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其后，战争遗留问题又形成束缚日中相互之间理性认识的‘结构’。同时，从基于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抉择来看，一方面，战后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美国视为第一敌人，日中的相互认识转化为高度的敌对意识并进一步强化。”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在冷战结构中，随着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中恢复了自信，对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再一次与战前蔑视中国的情感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