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26年只能读一本书，那一定是《置身事内》|分税制|政府|税收|置身事内|财政

无论你是在风雨中穿行的外卖员，还是在写字楼里忙碌的职员，无论你是经营事业的创业者，还是照料家庭的守护者，本文的内容，都与你息息相关，它关乎你的安居、你的生计、你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选择忽略，便如同盲人抚象，难见全貌。

当身边多数人仍在感叹时运，你已经可以试着读懂脚下的路，我们一起走进复旦大学兰小欢教授的《置身事内》。

把指针拨回一个决定性的年份，1994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理解1994年的那场分税制改革，自那时起，你我的财富故事，便被纳入一套全新的规则逻辑之中。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面临一个深刻危机：中央穷，地方富，当时实行的是“财政包干”，类似加盟模式，地方每年上交固定金额，余下皆归自己，这虽激发了地方活力，却导致中央财政日渐枯竭。时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曾坦言：“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最艰难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降至22%。

一个大国，若中央无钱，何谈国防、基建与区域平衡？

于是，1994年，朱镕基总理以铁腕推行分税制，核心简单而彻底：重新分账，增值税的75%归中央，地方只留25%，一夜间，中央财政重获元气，宏观调控能力得以恢复。

但关键在于，财权上收，事权未动，修路、办学、治安、招商、公务开支……千头万绪的担子，仍压地方肩上，这好比总公司抽走子公司大部分利润，却要求它继续扩张、养活团队，还不给资金。如果你是当时的市长，是该躺平，还是发疯？

然而，中国的官员选拔机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躺平，正是这种压力，逼出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创新，当税收之路收窄，地方政府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还握着一张底牌：土地。

说到土地财政，许多人会认为这只是“卖地赚钱”，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便未读懂其深意，兰小欢教授指出，土地财政的本质不是买卖，而是融资，不是一次性的收入，而是流量的入口。

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是，各地的工业用地往往极其廉价，甚至免费，政府还要倒贴完成“七通一平”，这显然是笔亏本生意。

为何要做？

地方政府算的不是地价账，而是税收账、就业账、产业账，企业落地就会带来税收，工人聚集就会产生消费，这是一条长期的活水。

那么，补贴工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天量资金从何而来？

答案就在于另一只手，商住用地，政府严格控制住宅和商业用地供应，通过“招拍挂”使地价攀升，形成与工业用地的巨大差价，这套模式闭环是用商住用地的高收益，补贴工业用地的低成本，用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支撑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成本。

你或许感到不解，难道我们掏空积蓄背负房贷，是在为企业家做补贴？

是，也不全是。

这更应被看作一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众筹”，在中国早期资本匮乏的背景下，要实现快速工业化与基建飞跃，原始资本只能来自内部储蓄，购房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预付一份“城市基础设施套餐”，地铁、公园、治安、公共服务，皆包含其中。

我们这代人通过房价机制，将未来数十年的劳动所得提前投入，政府借此撬动投资，锻造出“基建狂魔”与“世界工厂”，从宏观历史进程看，这是为中国工业化缴纳的“特别税”，也是一代人托举发展的集体努力。

而故事若止于卖地，仍只是普通生意，中国地方政府更高明之处，在于创造出土地金融。

政府成立城投公司，将一片荒地划入名下，并承诺修路、建校、完善配套，尽管当前不值钱，但未来预期已改变其估值逻辑，城投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货币由此被创造，政府拿未来的钱建设当下，待地价升值后出让，偿还贷款并滚动开发下一个项目。

这套机制如同“时光加速器”，将未来数十年的收益贴现至今天，从而实现了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

然而，任何金融游戏都依赖一个前提，就是资产价格必须持续上涨，当地产飞轮转动，需要源源不断的接盘者，可随着城市化率见顶、人口结构变化，这个模式终于触及天花板。

旧引擎减速，但发展并未停滞。

我们这个民族最擅长的，正是在压力下寻路、于绝处谋生，新的增长逻辑已悄然展开，从依赖土地增值，转向依靠产业运营，城市的价值不再仅由地段决定，更由其吸引和培育高端产业的能力定义。

在许多人印象中，体制内工作平稳按部就班，但《置身事内》揭示的真相是，中国地方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拼搏的“创业团队”，为争夺优质企业，各地招商团队的专业程度令人惊叹，他们懂技术、懂产业、能谈判，提供的是“保姆式+投行式”的综合服务，从土地、资金到政策、人才，政府扮演着“超级中介”与“产业合伙人”的双重角色。

合肥的逆袭便是经典案例，这座曾经存在感不强的省会，因敢于押注京东方，被称作“最牛风投城市”，当年合肥以全市财政收入大半、甚至暂停地铁建设为代价，引进当时亏损的京东方，结果不仅投资获得回报，更带动了整个显示面板产业集群落地，实现城市能级的跃迁。

这种“政府引导基金”模式，体现的是国家作为“耐心资本” 的战略意志，在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高风险、长周期领域，如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政府以财政力量先行投入，啃下硬骨头，为国家工业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并非所有投资都成功，光伏产业早期的无序扩张曾引发质疑，但兰小欢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见解，对后发国家而言，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或许是必要的学费，正是通过充分甚至过度的竞争，活下来的企业才被磨炼出世界级的战斗力，最终实现整个产业的全球领先。

理解这套逻辑，对我们每个人至关重要：

关于买房：要看政府重点培育产业的城市，有产业，才有人口与就业，房价才有坚实根基。

关于择业：关注国家资金流向的领域，硬科技、专精特新、高端制造。将自己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轨道，是普通人把握趋势的智慧。

关于心态：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赶超阶段扮演的积极角色，学会在规则中寻找机遇。

当下常有人以地方债务问题唱衰中国经济，但关键要看清，我们的债务主要是内债，是系统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而债务转化成的，是高铁、电网、工业园区等实体资产，国家推动债务化解与模式转型，正是为了从“土地金融”迈向“资产运营”，实现发展质量的全面升级。

比债务更值得关注的，是“隧道效应”描述的社会心态，当经济增长放缓，若有人持续前进而自己车道停滞，希望会转化为焦虑与不满，这也是国家推动共同富裕、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深层动因，只有强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解除后顾之忧，人们才敢消费，内循环才能真正畅通。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投资重心从“物”转向“人”，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知识技能、健康与情感关怀，将成为未来最值钱的资产，围绕“人”的全方位服务，将是下一个黄金赛道。

在这样的大转折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

第一，放下对暴利的幻想，回归劳动与创造的真实价值，未来属于拥有硬技能、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