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复活节前夕，柏朗嘉宾骑着毛驴离开里昂，没人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会带回一套可怕的笔记。
穿过波兰雪原、基辅森林，他一路挨饿、被抢、受冻，却发现最让他头皮发紧的不是尸体，而是被成批拖走的活人：铁匠、木匠、石匠、年轻的女俘、沉默的男丁，全都在蒙古营地里忙碌，好像永远干不完的活。
下一场攻城的先锋，多半就是上一座城的幸存者。
波兰盖斯勒神父躲在修道院的风塔里，看见夜空闪过一根冒火的箭。他后来在《战时札记》里画下那支箭，箭杆细长，尾端包铜，前端绑着火药罐；波兰人给它取了个绰号——“中国喷火龙”。
蒙古将领把会造这玩意儿的工匠从花剌子模、从罗斯、从高加索一路掳来。柏朗嘉宾在拔都的辎重营里数过，光是铁匠就分成了五队：打造箭头的、修补弯刀的、敲制马镫的、配重投石机的、拆解城墙上的铁件的。每队前面竖一块木牌，用俘虏自己的语言写着工种，错不了。
签军制度把俘虏变成行走的盾牌，也变成心理武器。
城内守军常常看见一片乌压压的人潮涌来，衣服花里胡哨，根本不是蒙古装束；可等他们看出破绽，蒙古轻骑已经出现在侧翼。莱格尼察就是这样丢掉的——波兰骑士追着“溃退”的步卒冲锋，被一阵刺鼻浓烟困在洼地，随后三面箭雨齐下。
柏朗嘉宾回忆，那些被迫冲锋的炮灰，一旦站定就不敢回头，因为背后有蒙古骑兵张弓搭箭盯着。他写“他们活着，只因为暂时还用得上”。
女人们更惨。城破之后，军吏会把女俘集中到一顶白色帐篷前，按将领功劳抽签分配；没被挑走的，另编“驱口”名册，永久隶属于军府。
蒙古法规甚至规定：良人不得与驱口通婚，违者连坐。一个少女如果被登记进“驱口”，这辈子以及她子女的命运都锁死。
收继婚让她们永无止境地流转。
将军战死，妻妾要由弟弟或儿子“继承”；普通士兵阵亡，他的女人被分给同伍。蒙古上层不回避这套制度——窝阔台公开迎娶父亲旧妃，史家都记了。
鲁布鲁克修士进了蒙古本营，见到各色面孔的女子围着铁锅煮奶茶：金发的罗塞姑娘、褐肤的波斯寡妇、东斯拉夫的寡母。她们身上刺着不同部族的标记，却学着同一种沉默。
欧洲人想不通：为什么这些被掳的手能打出更锋利的箭？为什么这支军队的探子可以提前数月买通钦察商队拿到地图？于是他们干脆造了一个词——Tartar，和拉丁语“Tartarus”仅差一两字母，把这些骑手封进“地狱”标签里，省却思考。
可档案不会说谎。速不台分四路斥候，把情报网撒到多瑙河口；前锋部队骑马三昼夜翻越积雪的喀尔巴阡山；后军拆解攻城塔零件，用俘虏的骡车运抵下一个要塞，二十四小时拼装完毕，弩炮准到能点破石狮子的眼珠。
这是一台分工严密的战争机器，链条上挂着人命。
与其说欧洲人怕蒙古刀箭，不如说他们怕这种把“人”折算成“部件”的冷静。屠城的恐怖肉眼可见，而持续运作的分拣制度，把恐惧拉长成了岁月。
教堂里，人们唱诗祈祷，忏悔自己的罪；与此几百里外，新一批工匠和女俘正被驱赶上路。那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席卷早已结束，可语言里留下的“鞑靼”依旧在提醒：有人曾把世界当作牧场，把人当牲畜。
当暴力与管理结合，地狱就不需要烈火，只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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