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社会的领土确认，核心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领土不再是古代“势力范围”，而是需要国际承认的固定疆域。中国历史上，清朝是第一个深度融入这一体系的王朝，它的“秋海棠版图”因此有了现代法理意义。在此之前，中原王朝的疆域更像“文化辐射圈”：唐朝与吐蕃联姻会盟，明朝在西藏设乌思藏都司，但这些管理缺乏国际条约的背书，一旦王朝衰落，疆域便可能收缩。比如唐朝末年，吐蕃分裂；明朝后期，东北被女真占据，这些古代疆域没有现代意义的“固定性”。
清朝的贡献，在于将古代“势力范围”转化为现代“领土”。从1644年入关到1759年平定天山南北，清朝用近百年战争整合了中原、蒙古、西域、青藏——收伏漠北蒙古，两次击败噶尔丹，设驻藏大臣，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每一步都伴随制度建设：《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恰克图条约》确认中段边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西藏的中央管辖，这些都是现代国际法认可的主权文件。更关键的是，清朝用“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政策，让疆域内的人口快速增长（康乾时期突破3亿），用人口和制度巩固了领土，不是“打下来就丢”的古代疆域。
民国的疆域直接继承自清朝，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明确“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民国奠定了法理基础。即便军阀混战，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都没超出清朝的疆域框架——因为国际社会只认民国是清朝的合法继承者。二战后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认日本窃取的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些文件的依据正是民国继承的清朝版图：台湾在1683年被清朝纳入管辖，1895年被日本割占，二战后归还本质是恢复清朝时的主权。
有人说“清朝没贡献，法理要追唐朝明朝”，但唐朝的吐蕃是独立政权，明朝的东北在末年失去控制，这些古代疆域没有现代国际法支撑。比如葡萄牙传教士1624年进入西藏，但清朝1727年设驻藏大臣，用《西藏善后章程》确立了主权，而唐朝的“和亲会盟”在现代国际法下，无法对抗“先占原则”——清朝的实际控制和国际条约，才是更有力的反驳。清朝后期虽丧权辱国，但前期的开疆拓土和法理建设，为现代中国的领土框架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的领土，是军事控制与法理传承的结合。解放军的战斗确保了对领土的实际控制，但这种“控制”不是无本之木——法理来自二战条约，而条约的基础是民国继承的清朝版图。比如台湾，解放军虽未踏上，但《开罗宣言》已确认其为中国领土，这背后是清朝对台湾的百年管辖，是民国的继承，是新中国的主权延续。清朝的“秋海棠版图”或许已不完整，但它留下的法理脉络，至今仍是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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