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大地五千年，文物是文明的印记，是历史的活化石。
它们藏在泥土里，埋在岁月中，偶尔现身，便会揭开一段被遗忘的过往。
陕西，这片承载了十三朝古都荣光的土地，更是文物的富集之地。
咸阳，作为秦都、汉都的近郊，皇陵密布，古墓成群，街头巷尾，都可能藏着千年惊喜。
1968年的一个雨后午后，一个13岁的陕西少年，就意外邂逅了一件国之瑰宝。
这个少年，名叫孔忠良，1955年出生在咸阳市韩家湾的一个普通农家。
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农村的日子普遍清贫。孔家世代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
勉强维持温饱。
13岁的孔忠良，已经上了小学，每天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脚下的泥土路，是他最熟悉的风景。
当时的农村，没有玩具，没有电子产品，孩子们的快乐很简单。
放学路上，捡石头、抓鱼虾、追蝴蝶，就能消磨一个傍晚，收获满满的欢喜。
1968年的那一天，和往常不太一样。
午后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村边的狼家沟河道，也冲开了岸边的泥沙。
放学铃声响起，孔忠良和同村的小伙伴们，像往常一样冲出学校，一路说说笑笑往家走。
路过狼家沟时，有人提议去河边捡石头，大家一拍即合，纷纷跑到岸边，弯腰挑选自己喜欢的石头。
有的石头圆润光滑，有的石头奇形怪状，孩子们挑得不亦乐乎，还时不时蹲在河边，伸手摸一摸清凉的河水。
就在这时，孔忠良的目光被河对岸的浅水区吸引住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折射出一束耀眼的白光，不是石头的反光，反倒带着几分温润的光泽。
“那是什么？”孔忠良心里犯了嘀咕，好奇心驱使着他，绕了一大截路，小心翼翼地跑到河对岸。
他不敢贸然下水，找来一根粗粗的树枝，轻轻伸进浅水区，一点点将那个发光的东西扒拉到岸边。
等东西靠岸，孔忠良才弯腰捡起来，入手温润，沉甸甸的，和他平时捡的石头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块白色的物件，大概有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四四方方，上面刻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物件的背面，还趴着一个小小的动物，长得像老虎，又带着几分灵动，雕刻得十分精致。
孔忠良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觉得它摸起来光滑细腻，通体透亮，肯定是个好玩的“宝贝”。
他生怕被小伙伴们抢走，赶紧把这个白色物件塞进书包，拍了拍书包上的泥土，急匆匆地往家跑。
回到家，孔忠良来不及放下书包，就跑到正在院子里干活的父亲孔祥发面前，兴奋地大喊：“爹，你看我捡到啥好东西了！”
孔祥发停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上的泥土，接过儿子递过来的白色物件，仔细打量起来。
孔祥发虽然是个农民，但小时候读过几年书，识得一些字，也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咸阳遍地是文物，说不定哪块石头就是古董。
只是这个白色物件上，沾了不少泥沙，刻字的一面模糊不清，背面的小动物也被泥土覆盖，看不清全貌。
“这东西看着不像普通石头，咱们先洗洗干净，再看看究竟是什么。”孔祥发对着儿子说道。
父子俩端来一盆清水，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白色物件上的泥沙，生怕不小心把它碰坏。
一点点擦拭，一点点清理，白色物件的真面目，渐渐显露出来。
它通体雪白，晶莹剔透，握在手里温润如玉，没有一丝杂质，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
孔祥发心里一动，连忙找来一块粗布，用水沾湿白色物件的底面，轻轻按在粗布上。
粗布上，渐渐浮现出四个模糊的篆体字，虽然不清晰，但依稀能看出“皇后之印”四个字的轮廓。
“皇后之印？”孔祥发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他虽然没见过真正的玉玺，但也知道，“皇后”是古代的大人物，能刻着这四个字的物件，绝非普通古董。
作为土生土长的咸阳人，孔祥发从小就听老人讲秦汉的故事，知道这片土地上，埋着无数王侯将相的墓葬。
他隐约意识到，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甚至可能是古代皇后用过的玉玺。
“忠良，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放，也不能告诉别人。”孔祥发严肃地对儿子说，“明天，爹带你去西安，找专家鉴定一下。”
孔忠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看着父亲严肃的神情，他也知道，自己捡到的这个“宝贝”，可能真的不一般。
那个夜晚，孔家的灯亮了很久。孔祥发把玉玺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一遍遍擦拭，一遍遍打量，一夜未眠。
他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儿子可能捡到了稀世珍宝；忐忑的是，这么珍贵的东西，该如何处置。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孔祥发就带着儿子孔忠良，踏上了前往西安的路。
1968年的咸阳到西安，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甚至连像样的公路都很少。
父子俩先步行到镇上，再乘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才终于抵达西安城。
下车后，父子俩又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陕西省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孔祥发拉着儿子的手，径直走到工作人员面前，语气坚定地说：“同志，我们捡到了一个宝贝，想找专家鉴定一下，说不定是文物。”
工作人员看着这对风尘仆仆的父子，又看了看孔祥发手里的白色物件，心里泛起了好奇，连忙将他们带到了馆长的办公室。
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名叫武伯纶，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一生致力于秦汉文物的研究。
武伯纶馆长接过孔祥发递过来的白色物件，只看了一眼，眼神就瞬间亮了起来，手里的动作也变得小心翼翼。
他戴上老花镜，一遍遍地擦拭，一遍遍地观察，又拿出放大镜，仔细辨认着上面的文字和纹饰，脸色越来越激动。
过了许久，武伯纶馆长才抬起头，对着孔祥发父子，声音颤抖地说道：“恭喜你们，你们捡到的，是一件国宝啊！”
孔祥发父子心里一紧，连忙问道：“馆长，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枚皇后玉玺，用的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白玉，质地温润，雕工精湛，是汉代的文物！”武伯纶馆长兴奋地说道。
他指着玉玺背面的小动物，继续说道：“这个雕刻的是螭虎，在汉代，螭虎是皇权的象征，只有皇室才能使用。”
随后，武伯纶馆长又指着底面的文字，说道：“这四个字，是篆书的‘皇后之玺’，字迹工整，笔法娴熟，绝非寻常工匠所能雕刻。”
为了确认玉玺的身份，武伯纶馆长当即召集了博物馆的一众考古专家，对玉玺进行了详细的鉴定。
专家们围在一起，反复研究，结合史料记载，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枚玉玺，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的御用玉玺。
提到吕雉，很多人都不陌生。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也是汉代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吕雉生于公元前241年，卒于公元前180年，字娥姁，砀郡单父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
刘邦称帝后，吕雉被册封为皇后，辅佐刘邦稳定朝政，诛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去世后，吕雉之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吕雉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掌握了汉朝的实权。
她在位期间，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稳定了汉朝的统治，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吕雉也极具争议，她心狠手辣，排除异己，将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做成“人彘”，手段残忍，被后世诟病已久。
尽管争议不断，但吕雉在汉代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她的御用玉玺，更是极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
而孔忠良捡到的这枚玉玺，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史料记载相符，唯一的不同，是材质为玉而非金。
专家推测，这枚玉玺，可能是吕雉生前日常使用的，而金质玉玺，则可能用于重大礼仪场合，至今尚未被发现。
更让专家们惊喜的是，这枚玉玺的发现地——咸阳狼家沟，距离吕雉与刘邦合葬的长陵，仅有一公里左右。
专家们推断，这枚玉玺原本应该放置在长陵的便殿中，用于祭祀吕雉，后来便殿被毁，玉玺遗落在泥土中，被雨水冲到了狼家沟，埋在泥沙里，一埋就是两千多年。
这枚吕后玉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皇后玉玺，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皇后玉玺。
它的发现，填补了汉代皇后玉玺考古的空白，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玉雕工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鉴定结束后，武伯纶馆长看着孔祥发父子，语气诚恳地说道：“老乡，这枚玉玺是国宝，是国家的文物，按照规定，应该上交国家，由博物馆统一保管。”
他担心父子俩不理解，又耐心地讲解道：“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全民族的财富，只有上交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了解它背后的历史。”
孔祥发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点了点头，说道：“馆长，我们懂。这东西本来就是国家的，我们只是偶然捡到，现在物归原主，是应该的。”
站在一旁的孔忠良，也连忙说道：“爹说得对，我们把它交给国家，让专家们好好保护它。”
父子俩的爽快，让武伯纶馆长和一众专家都十分感动。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知道文物值钱，不少人捡到文物后，都会偷偷卖掉，换取钱财，改善生活。
而孔祥发父子，家境清贫，却能在国宝面前，不为所动，无偿将玉玺上交国家，这份胸怀和觉悟，实属难得。
武伯纶馆长十分欣慰，当即决定，为孔祥发父子颁发捐献证书和奖金，表彰他们的爱国行为。
可孔祥发却摆了摆手，坚决拒绝了：“馆长，证书我们可以要，但奖金我们不能要。上交文物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能要国家的钱。”
武伯纶馆长知道，孔祥发父子家境贫寒，进城一趟不容易，来回的车费、饭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他反复劝说，孔祥发父子却始终不肯接受奖金。最后，武伯纶馆长实在没有办法，便提议：“老乡，这样吧，我给你们20元钱，就当是报销你们来回的车费和饭钱，这总可以吧？”
看着馆长诚恳的眼神，又想到家里的困境，孔祥发犹豫了许久，才勉强点了点头，接过了那20元钱，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68年的20元钱，到底有多值钱。
那个年代，我国的职工平均月薪，也只有几十元钱，20元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能买几十斤粮食，够一家三口吃好几天。
对孔祥发父子来说，这20元钱，确实能缓解家里的困境，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文物是国家的财富，不能据为己有。
拿到捐献证书和20元钱后，孔祥发父子没有多做停留，便匆匆踏上了返回咸阳的路。
回到家后，父子俩没有把这件事四处宣扬，只是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很快，就把捡到玉玺、上交国家的事情，淡忘了。
孔忠良依旧按时上学、放学，帮家里干农活；孔祥发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日子依旧清贫，却也安稳。
而那枚吕后玉玺，上交国家后，便被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供世人参观、研究。
谁也没有想到，这枚玉玺，后来还经历了一段波折。
1974年，江青听闻陕西省博物馆收藏了吕后的玉玺，自认也是“女皇”的她，竟然派人前往博物馆施压，硬是将这枚玉玺带回了北京，迟迟不肯归还。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这枚被强行带走的吕后玉玺，才被重新送回陕西省博物馆，得以重见天日，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价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
孔忠良从一个13岁的少年，长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孔祥发也早已离世，带着那份淳朴和善良，永远离开了人世。
孔忠良继承了父亲的淳朴，一辈子扎根农村，务农为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当年捡到国宝、上交国家的事情。
他觉得，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值得大肆宣扬。
可他不知道的是，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没有忘记过这对父子为文物保护做出的贡献。
2012年，也就是孔忠良上交玉玺的第45年，陕西省成立了“神州汉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表彰那些为文物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金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吕后玉玺的发现者——孔忠良。
专家们翻阅了当年的档案，找到了孔忠良的名字和籍贯，便立即组成寻访小组，前往咸阳市韩家湾，寻找这位默默无闻的文物保护者。
经过一番打听，专家们终于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找到了已经57岁的孔忠良。
此时的孔忠良，皮肤黝黑，双手布满了老茧，穿着朴素的布衣，看起来和普通的农村老人，没有任何区别。
当专家们表明身份，说出“吕后玉玺”四个字时，孔忠良愣了许久，才缓缓想起，自己小时候，确实捡到过一个白色的“石头章子”。
“没想到，四十多年过去了，国家还记着这件事，还记着我。”孔忠良握着专家的手，眼眶瞬间湿润了。
专家们笑着说道：“孔老先生，您当年无偿上交国宝，为文物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永远不会忘记您，这次来，是想请您去西安，参加基金会的表彰大会。”
孔忠良有些受宠若惊，连忙摆了摆手，说道：“不用不用，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不值得这么隆重。”
在专家们的反复劝说下，孔忠良最终还是答应了，跟着专家们，再次踏上了前往西安的路。
这一次，和45年前不同。
没有颠簸的长途汽车，没有泥泞的泥土路，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高速公路，舒适的汽车，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抵达了西安。
表彰大会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专家、学者，以及为文物保护做出贡献的代表，齐聚一堂。
当主持人念到孔忠良的名字，介绍他当年捡到吕后玉玺、无偿上交国家的事迹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孔忠良走上领奖台，接过基金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双手微微颤抖，声音哽咽地说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当年捡到玉玺，上交国家，是我应该做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四十多年后，国家还会记得我，还会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心里很感动，也很忐忑。”
“保护文物，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比起那些为文物保护奉献一生的专家、学者，我做得还不够。”
孔忠良的话，朴实无华，却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表彰大会结束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拿出一笔奖金，递给孔忠良，说道：“孔老先生，这是我们基金会给您的奖金，感谢您当年为文物保护做出的贡献。”
和45年前一样，孔忠良再次拒绝了奖金。
他笑着说道：“奖金我不能要，当年我爹就告诉过我，文物是国家的，上交国家是应该的，不能要国家的钱。”
“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好，有田种，有饭吃，不需要这笔奖金，你们还是把这笔钱，用在文物保护上，让更多的国宝，得到更好的保护。”
工作人员无奈，只能尊重孔忠良的意愿，收回了奖金，只留下了那本沉甸甸的荣誉证书。
后来，有人问孔忠良，当年捡到那么珍贵的玉玺，无偿上交国家，只得到了20元钱，后悔吗？
孔忠良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那枚玉玺，是国家的国宝，是历史的见证，只有上交国家，才能发挥它的价值，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钱再多，也买不来文物，买不来历史，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我心里很踏实，也很自豪。”
孔忠良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感动了无数人。
文物专家们纷纷称赞道：“孔忠良父子，是最淳朴的文物保护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举动，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责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无偿将国宝上交国家，这份胸怀和觉悟，值得所有人学习。”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淡泊名利，心怀家国，向孔老先生致敬！”
“20元奖金，换来的是国宝的回归，换来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份奉献，比任何金钱都珍贵。”
“孔老先生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保护文物，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那枚吕后玉玺，依旧静静地躺在陕西省博物馆的展厅里，通体雪白，晶莹剔透，向世人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风云，诉说着吕雉的传奇一生。
而孔忠良，依旧扎根在咸阳的农村，过着平淡而安稳的生活。
他常常会带着自己的子孙，前往陕西省博物馆，站在吕后玉玺的展厅前，给他们讲述当年自己捡到玉玺、上交国家的故事。
他想告诉自己的子孙，文物是国家的财富，是民族的记忆，保护文物，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
其实，像孔忠良父子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默默无闻，平凡无奇，却在偶然间，与国宝相遇，在金钱与责任面前，他们选择了后者，无偿将文物上交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举动，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他们没有索取任何回报，却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载体，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一段记忆，都寄托着一个民族的情感和希望。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就是保护文明，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孔忠良父子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简单的文物奇遇，更是一段关于责任、关于奉献、关于爱国的传奇。
它告诉我们，爱国，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平凡的小事中；责任，从来都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愿我们都能像孔忠良父子一样，心怀家国，坚守初心，尊重文物，守护历史，让更多的国宝，得以重见天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愿那枚吕后玉玺，能永远闪耀光芒，见证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见证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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