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大上海爆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有人遭绑票了，肉票正是赫赫有名的张伯驹。
绑匪那边也是真敢开口，张嘴就要三百万伪币。
话撂得很死：钱不到位，人就没了。
这时候张家是个什么光景呢？
名头确实响亮，可手头现银真没多少，家底全压在那些瓶瓶罐罐、字画卷轴上了。
张夫人潘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思右想，家里能抵得上这笔赎金的，也就只有那件张伯驹看得比眼珠子还重的西晋陆机《平复帖》。
为了把人救出来，变卖这件宝贝似乎成了唯一的活路。
潘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见到了被关了八个月的丈夫。
可当她把这法子一说，张伯驹的反应把在场人都吓懵了。
他对妻子撂下句狠话：“这画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要是敢拿它去换钱赎人，我立马就撞死在你面前。”
这哪是狠啊，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画痴”。
常人心里都有杆秤，觉得命比天大；可在张伯驹这儿，国宝的分量压过了自己的脑袋。
我就纳闷了，他这笔账到底是咋算的？
你要是不翻翻张伯驹的老底，准得以为这人脑子有病。
实际上，这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手里拿的是一副“天选之子”的顶级好牌。
他跟袁世凯是表亲，老爹张锦芳，大伯是清末的一方封疆大吏张镇芳。
哪怕在藏龙卧虎的民国，他也是跟张学良他们并排站的“四公子”。
七岁读私塾，九岁就有神童的名号，后来进了那个很有名的新学学堂。
十七岁那年春节，他跟着大伯去给袁世凯拜年。
袁世凯瞅着这小伙子眉清目秀、身条挺拔，心里那个喜欢劲儿就别提了，送东西不说，还直接给封了官。
到了十九岁，人家已经是“陆军混成示范团”的旅长了。
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那就是妥妥的权贵阶层。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头，凭他的背景，去吴佩孚或者张作霖那儿谋个肥差，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可偏偏，他就不走寻常路。
他对官场那一套有着天生的反感，觉得那些头衔听着唬人，实则没权也没劲。
于是，三十岁那年，张伯驹干了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他不干了。
1927年，他彻底脱了军装，一头扎进了金融圈，跑去盐业银行当了个高管。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启了疯狂的“败家”模式。
那年头的阔少爷，败家无非就是吃喝玩乐、声色犬马。
张伯驹倒好，他的钱全砸进了一个无底洞——买古董。
这可不光是爱玩，主要是他心里急啊。
大清一倒，皇宫里的好东西就开始往外流。
溥仪为了换零花钱，或者是底下的太监手脚不干净，导致数不清的国宝流落民间，甚至被洋人给弄走了。
最让人心痛的就是那幅《照夜白图》，唐代画马名家韩干的真迹。
本来这画在恭王府溥儒手里，张伯驹一听信儿就想买，结果稍微晚了一步，这宝贝就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现在还挂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
这件事儿就像根针，死死扎在了张伯驹的心窝子上。
打那以后，他给自己立了条死规矩：只要是咱们国家的宝贝，哪怕把家底败光，也不能让它流到国外去。
这就得说说那个差点要了他老命的《平复帖》了。
1937年，听说这件号称“中华第一帖”的宝贝还在溥儒手里，张伯驹生怕悲剧重演，火急火燎地去谈。
溥儒也是个傲气的主儿，张嘴就是二十万大洋。
这数额在当时简直能吓死人，张伯驹根本拿不出。
他甚至请动了张大千去说和，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
好在后来溥儒家里办丧事急需用钱，张伯驹抓住了这个档口。
但他没趁火打劫，而是通过借贷周转，最后花了四万块，硬是把这件国宝留在了咱们中国的土地上。
这还不算完，更疯的还在后头。
最惊心动魄的一笔买卖，发生在1948年。
这回的主角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那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卷轴山水画。
这画本来属于故宫，被溥仪带到了长春，后来几经辗转流落到了北京琉璃厂，落到了古董商马霁川手里。
这马老板是个纯粹的生意人，囤积居奇，甚至打算卖给洋人换美金。
张伯驹一听就急眼了。
他先跑到故宫博物院，求爷爷告奶奶让他们赶紧买下来当镇馆之宝。
可故宫那边也是两手一摊：眼下连看大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闲钱买画？
公家没钱，朋友也没辙。
眼瞅着国宝又要飞了，张伯驹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的决定。
他把自家的豪宅给卖了。
那宅子叫“似园”，就在皇城根底下，以前是大太监李莲英的私宅，占地那是相当大。
张伯驹把这套占地十多亩的大院子，以两万一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辅仁大学。
他又让妻子潘素把首饰细软全拿出来，东拼西凑弄了240两黄金，终于从马霁川手里把《游春图》给抢了回来。
当时北京城里闲话满天飞，有人笑他傻，有人调侃他是“为了猴子卖房子”（因为李莲英绰号皮硝李，这儿是借代）。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张伯驹压根儿不往心里去。
因为他心里的账跟别人算得不一样。
房子是私人的，住了也就住了；《游春图》那是民族的魂，一旦丢了，千金难买回头。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1941年被绑架的时候，他宁死也不肯动那幅《平复帖》。
在他眼里，那玩意儿比他的命值钱多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1952年干的事儿。
那一年，张伯驹把拿命换来的《游春图》无偿捐给了故宫。
换了旁人，这时候可能会想：既然画都捐了，拿点钱弥补一下当年的损失也是天经地义。
可张伯驹直接摆手拒绝了。
他说：“谢了！
这东西既然到了我手里，那就归我处置。
我把它交给国家，是了却我的心愿，哪能跟国家做买卖呢？”
这就是张伯驹的逻辑：我买它，是为了不让它流失；我捐它，是为了让它永存。
至于钱？
那完全是两码事。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一个“痴人”，在现实日子里往往不太好过。
到了1958年，张伯驹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没了工作，一家老小全靠妻子卖画那点微薄收入吊着一口气。
哪怕穷到了这份上，他也没跟任何人张嘴求助。
就在这节骨眼上，拉了他一把的，是陈毅元帅。
其实陈毅跟张伯驹也没见过几面，但陈毅懂他。
陈毅知道张伯驹是个什么样的人，听说他的窘境后，二话不说给吉林省委的一把手宋振庭写了封信：“我有个老朋友叫张伯驹，身体不太好，你看看吉林那边能不能给安排个地儿？”
没过多久，吉林那边就发来了电报，请张伯驹去省博物馆任职，妻子去艺术学院工作。
刚开始张伯驹都不敢信，以为是谁发错了。
直到第二封电报催着动身，两口子才明白这是遇上贵人了。
走之前，陈毅夫人张茜还特意摆了一桌酒席给他们送行。
这种情分，那是建立在互相懂得的基础上的。
后来陈毅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张茜把陈毅生前最喜欢的一副玉棋送给了张伯驹。
那一刻，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张伯驹老泪纵横。
其实啊，张伯驹这人不仅在大是大非上拎得清，在人情世故的小事上，情商也是高得很。
有一年国庆，齐白石送给毛主席一副对联和画作。
过了几天，张伯驹去拜访齐老爷子。
齐白石一脸得意地提起送给主席的那副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张伯驹一听，脸色顿时变了。
他赶紧跟齐白石说，这其实是清代邓石如的句子，但原句是“天是鹤家乡”。
齐老，您这是记岔劈了！
齐白石一听就慌了神。
送给主席的礼物居然写了错别字，这脸可丢大了！
急得他恨不得把东西要回来重写。
这时候，张伯驹话锋一转。
他笑呵呵地安慰齐白石：“别急别急。
您改的这个‘云’字，比原来的‘天’字还要妙！
海对着云，这意境一下子就开阔了。
这叫古为今用，主席看了保不齐还得夸您改得好呢！”
这番话一出，把齐白石哄得心花怒放，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了。
这就是张伯驹。
对外，为了国宝他能倾家荡产、连命都不要；对内，为了朋友的面子他能巧舌如簧、温言宽慰。
这话分量很重，但说得一点没错。
回头再看张伯驹这一辈子，他好像一直在做“亏本买卖”。
放着高官不做，非要当个闲人；放着大宅子不住，非要去换一张旧纸；放着巨额奖金不拿，非要选择白送。
在世俗的算盘里，他输得底裤都不剩。
但在历史的账本上，他是那个赢得最漂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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