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北京的冬天格外阴冷。就在这一年，一件来自朝鲜战场的噩耗，顺着电报线、军用车和专列，一路传到了中南海，压在了许多人的心头，也改变了一个上海药商的命运。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打了一年多，前线枪炮声不断，后方还在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忙碌。志愿军战士白天在阵地上与美军对峙，夜里挤在坑道里忍受严寒与伤病，谁也没想到，有一批从国内寄出的“救命药”，竟然会成为压垮伤员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切，要从上海一家名叫“大康西药房”的药店说起。从旧社会一路投机钻营的药商王康年，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把自己的人生一步步推向绝境。
一、从小店掌柜到“能人”药商
1924年，王康年出生在浙江杭州。那时的杭州还算安稳，他家境一般，不算富足，也谈不上贫困。17岁那年，他只身来到上海，在大亚电台谋到一份电台报告员的工作，主要负责商业信息的播报。
别看这份工作不起眼，却让他接触了大量商号、行栈和货栈的信息。哪些商品脱销，哪里缺货，什么货一到就被抢光，他心里渐渐有了谱。慢慢地，他比一般人更清楚，社会动荡时期，什么东西最“来钱”。
在电台上班不久，他娶了一位上海姑娘。更关键的是，这位姑娘的父亲在公共租界当巡捕，算是有点势力的人物。结婚后，王康年心思活络起来，觉得给人打工终究不如自己做买卖。他干脆辞掉电台工作，准备“单干”。
有了岳父出面打点，他在西藏路开了一家小百货铺。算盘打得不错：吃穿用的小东西，老百姓总要买，单价不高，却有流量。小店生意不算火爆，但每天流水不断，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问题在于，他很快就对这种“小打小闹”感到不耐烦。每日进出都是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他看在眼里，总觉得赚得太慢。战乱年代，物价飞涨，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故事在茶馆里传得神乎其神，他也动了心。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苦思怎么“快点发财”的时候，外部环境给了他一个机会。战争导致进口西药断档，上海的国产西药突然紧俏起来，许多药店门口排起长队，常用药一瓶难求，涨价几乎是按天算。
王康年嗅到味道，立刻转了方向。他从西藏路搬到北京西路景星里，在434号门牌下挂出“大康西药行”的牌子，正式开始做西药生意。药品利润高、周转快，只要货源稳定，根本不愁赚钱。
可问题又来了。当时要从药厂进紧俏药品，必须现款交易。药厂不赊账，因为“不卖你，还有别人抢着要”。王康年手头资金有限，根本拿不下多少热销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只靠现有本钱，永远无法做大。
于是，他动起了“套客户资金”的歪脑筋。他对前来购药的客户宣称，店里紧俏药暂时没货，如果愿意提前付订金预定，到货时不仅优先供应，还可以打折。这样的说法，对那些急需用药的患者和诊所极具诱惑力。
人在病急之时，哪里舍得错过这种机会？贪小便宜的心理一上来，很多人把大把钞票交出去，只求一份“有保障”的药源。大康西药行账面上的“订金”越积越多，看起来风光极了。
遗憾的是，社会环境并没有按他的设想发展。国共内战加剧，物价暴涨，西药价格水涨船高。他从客户那里套来的这些钱，已经买不回原先承诺的那些药。订货无以为继，客户催得急，他却越拖越心虚。
眼看窟窿越捅越大，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抛栈单”。一些客户原本把药寄存在他店里，等需要时再取。他把这些寄存药物偷偷卖掉，用卖来的钱补窟窿，而客户手中的，只是一张看似凭证的“栈单”。
按他当时的想法，只要熬过战乱，物价稳定下来，再慢慢“补上去”，也许还能混过去。可寄存药物的客户终究要来取药，一批批人上门讨要，发现货早已不翼而飞，愤怒之下，有人把他告上了上海地方法院。
面对官司，他干脆躲起来，由律师出面申请清理大康西药房的资产，自己却始终不露面。也正是这种躲躲闪闪的性格，预示了他后来在更大事件中的选择。
二、解放后的宽宥与机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权进城后，提出恢复经济、扶持工商业的政策。对那些有债务、有问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一刀切关停，而是给出改造和自救的空间。
大康西药房过去扣押客户药品的做法，并未被立即认定为“立刻赔偿”的行为，而是被转化为他对客户的债务，让他在负债状态下继续营业。对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小老板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出路。
不得不说，面对这样的政策，他一度表现得“很感动”。他参加了一些解放后组织的学习和活动，态度看上去很积极，药房的经营也渐渐走上正轨。战乱初步平息，城市秩序恢复，老百姓的购药需求持续增加，生意明显好做了。
从复业到1951年，大康西药房的销售额累计达到旧币350亿元。这笔钱里，有一部分用来归还过去拖欠的债务，从账面上看，他似乎在“努力补窟窿”。但真正让他起色明显的，是他主动去跟一些机关、部队和国营单位攀关系。
机关和部队采购药品，数量大、结算集中，利润稳定。他打着“配合国家工作”的旗号，主动上门接洽，态度格外热情。很多单位看到他店面不大、来头不显，却一口一个要“支持工作”，也愿意给他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他之所以热衷和这些单位打交道，并不单纯是为了多卖几瓶药，而是有意借这种关系掩盖自己骨子里那种买空卖空、投机取巧的老习惯。表面上，他是“配合国家任务的药商”，实际上，旧病难改。
时间推到1951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形势更加紧张。美军火力优势明显，志愿军伤亡增多，战地医院对药品的需求不断攀升。彭德怀总司令多次以电报形式向中央反映情况，希望后方尽可能增加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供应。
那一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封禁，进口药源几乎断绝，只能依赖国内药厂和药商。各地的采购人员带着任务南下，在上海、天津等地全力收购急需药品，想办法送往朝鲜前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康西药房迎来了那笔改变许多人生死的大订单。
三、假药如何流向前线
1951年11月，志愿军某部的后勤人员抵达上海，带着一份详尽的药品清单。他们需要的，多是消炎、止痛、抗感染等急救药，还有配套的医疗器械。数量巨大，几乎是把战地医院一段时间内的需求都算在内。
在跑了数家药店和药厂后，这批人找到了大康西药房。按当时的情况，大型国营单位和信誉较好的老字号药房都货源紧张，很难轻易承诺供货。大康西药房虽不算大户，却一口答应下来。
大康西药房当时库存有限，资金也并不宽裕。但王康年在见到这份清单和货款数额后，没有丝毫犹豫。他爽快表示可以承接，收下了全部货款，并答应在1951年12月中旬前，把药品全部备齐，随时可以发往朝鲜。
后勤人员一心想着前线伤员，见对方态度坚决、口气笃定，加上有“配合过机关单位”的口碑，也就放下了心，把这桩关系重大、时间紧迫的采购交给了大康西药房。
这里有个关键点：王康年非常清楚，这批药是要运往前线，给志愿军伤员救命用的。他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只是衡量利害时，始终把自己的账本放在前头。
等到约定发货日期临近时，他根本没有准备好清单上的重点药物。一些特效消炎药，如“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霉素”等，在当时已是全市难求。药厂要么没货，要么开出高到惊人的价格。
大康西药房的员工看着堆满货架的普通药品和空空如也的重点药区，心里发慌，有人悄声提醒他：“这些特效药现在根本进不到货，价格涨得厉害，再拖下去不好交代啊。”
他却冷冷一笑，语气里带着轻蔑：“先把外壳撑住，志愿军在朝鲜，路上还不知道要遭多少轰炸呢。”他口头上说自己“已经联系了进口商”，实际上心里盘算的是另一套账——用这笔货款去填自己的窟窿，偿还旧债，再做几笔投机生意。
试想一下，一个本该救人的药商，在账本上算来算去，最不值钱的，竟然是前线伤员的性命。
为了不让这笔买卖黄了，他开始“自救”。既不能退钱，又不愿花大价钱去真正购药，就只剩下一个路子——假药。
他找来玉米面、淀粉之类的原料，装进瓶子里，贴上阿司匹林等抗菌消炎药的标签，做得似模似样。至于急救包，他用烂棉花、旧纱布草草包扎，看上去像回事，实际用在伤口上隐患极大。
有人还在心里存着一丝侥幸，问他：“这样能行吗？真要用在战士身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据当时的检举材料，他曾不以为然地说过类似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吃了又不会死人。”话说得轻巧，后果却远超他的想象。
做出假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通过检验。当时上海已有专门的药品质检机构，正常情况下，大批量的药品要经过抽检后，才能装箱出运。王康年深知这一关的重要，他早早和某些质检人员打好了“交道”。
在复业后的几年里，他通过请客、送礼、赠手表等方式拉拢了一些有审批权的人。为了顺利拿下这批志愿军的订单，他更是下足本钱，行贿金额高达数十万元旧币。结果，这批装着玉米面和劣质材料的“药品”和“急救包”，居然顺利盖章放行。
等货车装满木箱，运往码头，翻山越海，再通过铁路和公路转运到朝鲜战场时，他大概以为，自己这一手已经做得天衣无缝。在他的设想中，就算这些东西有问题，也可能在运输途中被炸毁，谁也查不到头上。
有意思的是，现实偏偏没有按照他的算盘走。那批货在多次轰炸中幸存下来，被志愿军战士用生命护送到战地医院。医生和护士看到急需药品总算抵达，心里松了口气，以为终于可以挽救更多伤员。
可当这些药真正用到伤员身上时，问题很快暴露。伤口感染得不到控制，发烧的战士高烧不退，有的本可以稳定下来的伤势，短时间内恶化。医护人员起初以为是战场环境恶劣、敌军炮火太猛，后来仔细排查，用药前后的变化对比，再加上对药瓶的检查，才发现问题严重——这些所谓的“消炎药”，完全不具备应有的药效。
经仔细检验，才确认这是假药。对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在关键时刻耽误一两天，往往就是生死之差。大量本有机会生还的志愿军战士，就这样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带着不明所以的痛苦离开了。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因药品短缺、治疗条件有限而不治身亡的战士共有两万余人，其中就包括因这类假劣药物延误治疗而牺牲的一部分。不难想象，当前线真相逐渐厘清，愤怒是怎样一步步传到北京的。
四、怒火、追查与结局
1952年，聂荣臻从朝鲜回国，带回的不只是作战情况，还有一瓶瓶从战地医院收集来的问题药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向毛主席汇报前线使用假药的情况时，语气沉重。
据当时的回忆，在听完聂荣臻的情况说明，了解这批假药来源于上海某药商后，毛主席当场拍案，一句话掷地有声：“假药，奸商，该杀！”紧接着，他又强调：“这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这些人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怒火并没有停留在话语上。毛主席立刻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陈毅，要他迅速调查清楚此事，务必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依法严惩。这种“追查到底”的态度，给上海方面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
陈毅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专案小组，对上海所有与药品生产、销售相关的单位展开地毯式排查。从药店到制药厂，从批发商到仓库，一家一家问，一批一批查，力图找到假药的源头。
起初的工作并不顺利。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药品经营主体众多，账目复杂，要在短时间内查出问题药的确切来源，并不容易。调查组翻阅了大量进销记录，却始终找不到明显的破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陈毅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既然是假药卖给志愿军，那必然有一笔数额巨大的购药款在银行里留下痕迹。只要顺着资金流向查下去，总能找到那个吃下这块“肥肉”的商家。
调查组随即调转方向，开始对各银行的账户流水进行排查。经过连续多日的工作，他们在金城沪行发现了一笔异常记录——大康西药行在一年内涉及的金额高达3亿元旧币，与志愿军的巨大采购需求高度吻合。
线索一旦明确，后续的工作就快了许多。调查组迅速赶往大康西药房，对药店进行了突击检查。面对突然上门的调查人员，店内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几名员工神色慌张，有人当场就扛不住了。
滕仲年、马维善等员工在讯问下供出了关键细节。他们坦言，志愿军后勤人员上门采购时，王康年如何殷勤招待，如何请客喝酒、送手表，然后在收到货款后，用热水袋和冷门、低价的药品代替采购单上的急需药物，又是怎样拖延发货时间，最后干脆“自制”假药应付了事。
这些证言摆在面前，案情已经相当清楚。王康年起初还试图辩解，说什么“有人陷害”“有人掉包”，把责任往外推。但当调查人员一封封检举信摆在他眼前，细节严密、相互印证，他渐渐明白，这一次已无路可逃。
据说，他听完指控，看到那些信件时，整个人瘫坐在地上，过了很久才开口：“我交代，我全都交代。”这句话其实来得太晚，前线那些本该活下来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案件查清后，《解放军报》对他的罪行进行了集中披露，内容令人触目惊心：
一，他蓄意骗取志愿军购药款。明知货源不足，却先收款，再千方百计拖延发货，最后用自制假药充数，把志愿军的3亿元货款挪作投机之用。
二，他向部队出售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用鱼肝油、玉米面冒充特效药和消炎药。战士受伤后，本指望靠这些药控制伤势，结果不但无效，反而因延误治疗而丧命。而在与人谈到这些药时，他还说过“吃了又不会死人”之类的冷酷话。
三，他通过宴请、送手表等方式贿赂国家机关、军队和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牵涉人员多达八十余人，行贿总额高达两亿多旧币，用金钱买通关节，让假药堂而皇之过关出厂。
报道刊出后，全国舆论一片愤慨。许多普通群众在读到志愿军因假药耽误治疗的情况时，很难不动怒。那些本就节衣缩食支持前线的人，更难接受有人竟然在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靠牺牲战士的生命来赚黑心钱。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多项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并于当日执行。这个判决，不只是对他个人的终结，更是在告诉社会：在新中国，拿国家利益、军人生命做赌注，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康年并不是抗美援朝时期唯一一个敢“发国难财”的人。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的胡恒庆，承包志愿军3.5万双军鞋，却大量偷工减料。那些鞋送到前线，没穿几天鞋底就开裂，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作战，只能硬着头皮穿着这些劣质军鞋行军战斗，脚上磨出血泡也无处喊痛。
还有向部队供应食品的安景远、刘云生等人，也因提供不合格食品，让不少战士在紧张作战状态下出现严重身体不适，有人甚至因为长期食用问题食品导致中毒晕倒。这类行为，无一不是把前线战士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在朝鲜战场上，物资供应本就艰难。彭德怀总司令曾在回京述职时，坦言志愿军在朝鲜吃的苦，比当年的长征还要大。物资不足、气候严寒、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后方供应链中出现的黑心行为，对部队打击极大。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明确要求相关部门严肃整顿后勤供应，保证送到前线的每一批物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必须可靠。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运动，其中延伸出的对工商业界的整顿，逐步形成了“五反运动”的高潮。
通过一系列案件的查处和公开曝光，新中国的工商业环境在短短几年内有了明显变化，投机倒把、偷工减料、行贿受贿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顽症，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既是对前线志愿军的一种交代，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环境的一次深度清理。
回过头看，从一个小百货铺的老板，到西药行掌柜，再到志愿军假药案的主犯，王康年一生的轨迹充满了投机色彩。他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也得到了新政权给出的改过机会，却最终选择在最不该动歪脑筋的时候，伸手去碰了国家和人民最不能触碰的底线。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在战场上用命拼来一个新中国，更多人在后方咬牙坚持，撑起脆弱的经济基础。而少数人却试图踩着同胞的血汗往上爬，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让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变得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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