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深夜的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屋外是绵绵秋雨，屋内却在准备向全国公布一个沉重的消息。几小时后，关于毛主席逝世的讣告，通过广播传遍大江南北。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延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家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接线员小心翼翼地转述：“中央治丧委员会来电，请杨步浩同志，随代表团赴京，为毛主席守灵。”屋子里一时安静得出奇，老农站在那里，手不住地发抖，只问了一句：“真……真是主席走了？”
故事要从他和毛主席结下的那段因“公粮”和“土地”而来的缘分说起。
一、从要饭的穷孩子到“替主席交公粮”的劳动英雄
时间往前拨半个多世纪。民国十几年，西北黄土高原上，灾荒战乱接二连三。横山县的穷人，很多连“穷”字都叫不上，只能算是苟活。
杨步浩就是在这种日子里长大的。10岁起，他就替地主扛长工，干活从日出到日落，换来几口糠菜。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横山一带收成极差，他跟着父亲一路讨饭，拖着一根木棍，提着一个破篮子，蹒跚着逃到延安。
那时的延安，表面上还是一方“太平地”，实际上穷苦人家的日子同样过不下去。没有地，没有房，父子俩只能沿街要饭，能吃到一顿饱饭就算走运。后来，父亲终于熬不下去，在饥寒交迫中倒在破窑洞外，没能挺过最后一个冬天。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消息在黄土沟沟里传开时，很多人心里是打鼓的。地主豪绅早就放出风来：“共产党来了，你们这些穷人一样活不了！”可没过多久，延安一带的风向就悄悄变了。
打土豪、分田地，成立政府、组织生产，原来不敢抬头的穷苦人，第一次被叫做“群众”、“老百姓”。杨步浩分到了地，还有几只羊、一头小毛驴、一间窑洞。这点东西放在今天看似不起眼，当时却像是从地狱被拽回人间。
有了自己的地，他几乎像变了个人。起早摸黑，下地干活，刮风下雨都不歇。谁都看得出来，这个曾经的要饭孩子，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
1941年前后，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大扫荡，国民党方面又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紧张到极点。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小干部战士，都要参与生产，开荒种地、纺线做衣。
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也都分到了“负责地”，亲自种玉米、种高粱。对普通群众来说，这场“生产运动”不是口号，而是真要靠它熬过难关。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杨步浩被树为“劳动模范”，因为垦荒多、打粮多、交公粮多。参加劳模大会时，他听说一个细节：毛主席也要像普通社员一样交公粮。
这件事在别人看来，顶多是领导以身作则，在他心里却翻起了浪花。他悄悄打听了一番，最后找到有关负责人开口：“主席每天那么忙，他那份公粮，让我替他交吧。”
申请很快被批准。回到家，他把刚收上来的粮食再过了一遍，留出一点勉强够吃的口粮，剩下的全装车。拉到县里，他把粮食一袋袋卸下，对工作人员解释：“这是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少奇、任弼时几位领导交的公粮。”
从那以后，他开始了“代耕”——自己种自己的地，也替主席他们“管”那块负责地。白天干活，晚上打着火把接着干。很多人都说他“傻”，他却觉得不过是“还情”。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杨家岭窑洞里。
二、窑洞里的握手与辣椒地里的惦记
听说有个农民劳动英雄，主动帮领导们交公粮、代耕，毛主席很快表示要见见这位“杨劳动英雄”。
杨步浩接到通知，心里反倒慌了。一个没念过书的庄稼人，要进窑洞见主席，怎么想都觉得“抬不起脚来”。他低声对身边人嘀咕：“见了面我说啥？别磕巴住了。”
到了杨家岭，警卫员进去通报，毛主席很快从窑洞里起身迎出来。那天，他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中山装，伸出手就笑着说：“你就是杨劳动英雄？”话音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
两人进了窑洞，毛主席先让他坐下，又让警卫员给他倒了一碗开水，让他端在手里暖一暖。问话从家常聊起：“多大了？家里几口人？成家没有？”几句下来，杨步浩的紧张就散了大半。
毛主席突然换了个话头：“你为什么要替我交公粮呢？”这一下，杨步浩反而激动起来。他想了半天，憋出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共产党没到延安时，这里都是荒山，穷人挨饿受冻。共产党来了，荒山变粮山，穷人吃上饭、穿上衣。翻身不忘共产党，翻身不忘大救星。我现在能过上日子，不能忘了你们的情啊。”
毛主席听完爽朗地笑了，连说了几句“好”，眼睛却有些湿。
临别时，毛主席带他去菜园子，看了看地里的西红柿，亲手给他摘了一些，又从家里拿了点腊肉和饼干作为“礼物”。这些在边区很稀罕的东西，杨步浩舍不得自个吃，回去后分给了县里同志和乡亲。
自那以后，两人之间就多了一层“朋友”的味道。知道毛主席爱吃辣，他回去特意多种了辣椒和西红柿，有了收成就想办法送到主席那里。碰上吃饭点，毛主席常留他一起吃，边吃边聊农事、边区情况。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在根据地，很多干部群众都替他揪着心。有人问：“万一被扣住怎么办？”议论虽不公开，却几乎人人在想。
一天，消息传来：毛主席坐飞机已安全返回延安。杨步浩听说后，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家里跑，抓起一只鸡，提着就往枣园赶。见到毛主席时，他一把抓住主席的手：“可把我们想死了！”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毛主席笑着安慰：“这次去重庆是有把握的。蒋介石要是真敢对谈判代表下手，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世界舆论也要追着他。”
鸡毛掸子一般的鸡，在杨步浩手里提来提去，他想硬塞给毛主席补补身子，主席却坚持不要。等毛主席转身回窑洞，他悄悄把鸡放在门口，转头就走了。这样的小细节，在延安那段岁月里，并不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不爱过生日，在延安时多次谢绝为他祝寿。1943年他五十岁，组织上打算隆重办一办，他写信回绝：“不做生日了，太多影响不好，现在还困难。”但到了1945年11月18日，杨步浩四十岁那天，中午刚过，毛主席却专门派人骑马去他家里祝寿，还送了一面写着“与民同寿”的红寿幛。
杨步浩把寿幛接在手里，只会一句话：“这咋成啊，这咋成……”憨厚得有些不知所措。
1947年，胡宗南部队准备进攻延安。临行前，毛主席把杨步浩找来，语气格外认真：“我们要暂时撤离。你是劳动英雄，在边区很有名，敌人不会放过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杨步浩愣了一下，摇头很坚决：“我不能连累你们，我要留下来跟游击队一起守护边区，守护党！”
这一别，两人就分在了两条战线。一边是转战陕北的指挥部，一边是留在原地保卫家乡的农民劳模。虽然天各一方，但那个穿着补丁中山装的身影，一直留在他的心里；而陕北的山梁、地里的庄稼，也常常出现在毛主席的记忆里。
三、北京再相见：从沙发合影到天安门城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并没有被遗忘。对于延安，毛主席心里一直有一本账：那里的群众，在最难的时候跟党一起扛过来，理应照顾好。
1952年，杨步浩以劳模身份到西安开会。会后，他所在的代表团被安排去北京参观。到了北京，他想起了那个“旧友”，便托人写了一封信，简单问候几句，寄往中南海。
出乎他意料，信寄出第三天，就有人找上门来，是一位处长，转达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请你去见见面。”
几年未见，杨步浩心里既激动，又有点不安。再次走进中南海，毛主席迎上来，仍然拉着他的手往沙发那边领，一边问：“乡里现在有多少牛羊、骡马？收成怎么样？大家平时吃什么？有没有受灾的情况？”
这些问题听着琐碎，却把一个老区的生计问了个遍。他一一回答完，毛主席又追问：“当年胡宗南进延安时，你们怎么样？”杨步浩告诉他：“咱们的党员干部一个都没变节，现在牛羊骡马都恢复了，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毛主席听完，连声说“好”。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那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这一问算是问到实处。杨步浩把心里想的说了：当地缺医疗设备，缺医生，农民生病看不上病。毛主席当场表示，要帮他们解决。没多久，中央就给延安地区配发了医疗器械，还专门派出一支医疗队，到乡村巡回行医。
谈话没多少大话，却实打实办了几件事。分别前，毛主席注意到杨步浩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就让人给他做了一身新棉衣，还送了两块华达呢和一块苏联布料，让他带回家给孩子做衣裳。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的那张合影，也被杨步浩用小布包包好，几十年都不舍得拿出来晾晒。
两年后，杨步浩在地里干活，不慎摔断了胳膊，虽然接上了骨头，却再难干重体力活。他一时想不开，就写信和毛主席说了这件事。毛主席看后，特意给西北局和山西省委写信，商量给这位劳动英雄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到延安县种子公司，专门搞种子改良和推广，在另外一个岗位上继续为农业出力。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日子很紧，城市乡村都受到了影响。毛主席惦记老区，托人给杨步浩带了两斤白糖、两瓶白酒。东西不算多，却让这个陕北老农心里一热。他想了想，又忍不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我想您老人家，想去看看您好不好。”笔迹笨拙，但意思很真切。
毛主席答应了这次相见。杨步浩便开始张罗“礼物”。在他眼里，老区出产的干果、芝麻，比什么都贵重。他东凑西借，准备了十个小口袋，里面装着核桃、红枣、芝麻等土特产，提的提、扛的扛，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车厢里，他小心翼翼，把这十个小口袋摆成两排，不愿让人碰。一位列车员看不过眼，准备帮他放到行李架上。他赶紧拦着：“不行不行，这些不能放上面。”列车员一边劝一边要往地上放，他又急了：“也不能放地上。”
列车员有些不耐烦：“大爷，这里面装的啥呀？这么金贵？”杨步浩挨个指：“这个是核桃，那个是红枣，还有芝麻……”列车员撇撇嘴：“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说罢就要往地上一搁。
杨步浩拽住他，急得直摆手：“这是给毛主席的，不能放地上。”一句话，把周围乘客的眼睛都招了过来。列车员上下打量他一番，见他衣服褴褛，头上裹着旧毛巾，半点也不像能认识毛主席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怀疑。
杨步浩急得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不信你看，是主席的回信。”列车员本来不想接：“什么信啊，不看不看。”旁边有人好奇，抢过去打开一看，突然喊了一声：“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列车员赶紧跑回来，一行一行地看下去，确认无误后，连声向老杨道歉，嘴里说着“误会了误会了”，脸却红得不行。
抵达北京后，毛主席一时公务繁忙，先派人陪他在北京城里转了几天。等安排妥当，才腾出时间接见。两人再度坐到一起，毛主席还是那套问法：庄稼长得怎样、有没有修坝、浇水方便不方便、老百姓肚子里有没有粮食。
得知延安附近修起了水坝，地里有了灌溉，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他笑得很舒心。那年国庆，毛主席还邀请杨步浩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起观礼。面对外国宾客，他握着杨步浩的手介绍：“这是来自延安的劳动英雄，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一个出身要饭的庄稼人来说，站在城楼上，听到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味道，不难想象。
临别时，杨步浩在车上回想起这次谈话，还特别记着三件事。他提出了三个请求：希望毛主席有机会再回延安看看；希望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希望解决延安交通不便的问题。毛主席一一答应，说这些都要慢慢办。
那一刻，他真心以为，再见面并不算遥远。
四、最后一次守在主席身边
时间一下到了1976年。7月，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加重，中央医生组严密观察。延安那边，消息并不具体，只知道“主席身体不好”。杨步浩听到风声后，很不踏实，茶饭难下，托人写信到北京，表达想去看望的心情。
毛主席看到信，很高兴，觉得这个老朋友还惦记着自己。不过，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再多见客，以免劳累。他只好请朱德委员长代为接待，把自己的歉意带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封回信，其实已经是间接的“诀别”。
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于9月9日晚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华社发布，9月10日清晨，全国各地陆续通过广播得知噩耗。对很多人来说，那一刻的感觉，用一句老话形容——“天塌了一角”。
延安城里，到处是哭声。杨步浩坐在自家窑洞里，眼眶肿得像桃子，喉咙嘶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有人劝他节哀，他只是摆手：“我就是不信啊，他咋就走了呢？”
不久，中央治丧委员会打来电话，邀请他以“主席生前老朋友”的身份，随延安代表团赴京吊唁。听到邀请，他的心情复杂，一方面觉得这是对老区人民的重视，也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信任；另一方面，这趟北京之行，意味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个在窑洞里握着他手的老人，再也叫不应了。
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布置庄严肃穆，灵堂前花圈如林。轮到他进场时，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农，脚步却有些发飘。走近水晶棺，他看见毛主席安静地躺在那里，面容安详，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伏着灵柩大声痛哭，声音嘶哑却压也压不住。身边工作人员想扶他起来，他使劲摇头，只一遍一遍念叨着“毛主席”“毛主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在别人的叙述里，这一幕持续了很久。他不肯相信，这就是结局。心里也许还在回忆：延安窑洞里的热水碗，菜园子里的西红柿，王家坪的寿幛，天安门城楼上的握手……这些具体的事情，一件件浮上来，和眼前的现实相冲突。
守灵结束，代表团陆续返回各地。回到延安后，他仍然时常提起毛主席曾答应的“回延安”这件事，说得很平常：“他有时间，一定会回来看看咱的。”
1977年7月，延安遭遇罕见的暴雨，引发特大洪水，很多村庄受灾严重。这场灾难中，年迈的杨步浩不幸遇难。他的遗体最后安葬在王家坪毛主席旧居后的山坡上。山不高，却能看见当年领袖来回走动过的地方。
这样安排，其实再合适不过。一个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老农，一位曾经替主席交公粮、为老区奔走的劳动英雄，最终长眠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山坡上，算是把这段跨越几十年的缘分落在黄土里，也留给后人一个安静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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